一個王朝如一個人的生命，誕生以后，終會有壽終正寢那一天。西漢王朝即是如此。與西漢相比，王莽的新朝一世而亡，可謂是早夭。今天我們探討王莽的失敗原因，也許會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對王莽的失敗，史書上的評論大體相同，一般都歸結為改制無方、食古不化、人心思漢等。然而若綜合分析，應該說，王莽失敗的原因是多重的。就客觀原因來說，王莽的失敗是一種必然。西漢末年人口自然增長加速，帶來了大量社會剩余勞動力，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系。結果是流民數量暴漲，社會生產生活秩序被嚴重破壞。以前，在解釋王朝興廢原因時，我們過多強調階層的對立與矛盾，其實，在耕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產方式無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承受之重。

此外，自然災害也加速了王莽的失敗。黃河在歷史上一共有九次大改道，第一次是在春秋時期，第二次就是王莽新朝的始建國三年(11年)。黃河在魏郡，即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決口改道。黃河決口成災，在漢代并不少見，但這次決口形成了改道，顯示出這場水災的嚴重，而更嚴重的是，在人口極為稠密的關東地區，大量耕地被毀。這給了王莽政權最致命的一擊。禍不單行，與水災相伴又有旱、蝗、瘟疫等災害。新莽朝的農民起義，大多集中在黃泛區，自然災害愈重的年份，起義的聲浪也愈高。就主觀原因來說，王莽代漢而立，其實是以王莽為中心的儒生集團的一場政治實踐。作為儒生，王莽有與傳統文人相同的性格缺陷。

其一，習慣把理想當作現實。班固說“莽誦六藝，以文奸言”，這句話的意思是，王莽誦讀六經，借以包裝自己的謬論。班固的評說是不對的。王莽不過是把夢當成真而已，所以他的改革措施只看到改革社會的必要性，沒有顧及社會現實的可能性，所以，好夢難以成真。

其二，做事優柔寡斷，猶豫不決。王莽的改制多朝令夕改，遇到困難時，缺乏堅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勇氣。地皇三年(22年)，各地農民相繼起義，“天下潰畔，事窮計迫”，王莽于是徹底廢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不便于民的詔令也都廢除，可事未及行，而舂陵兵起，新朝滅亡。因為“口惠而實不至”，所以“怨災及其人”。

其三，過于相信自己，而疑心過重。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劉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便對劉歆有了防范，棄之不用。棄用劉歆，昭示著漢末儒生集團的分裂。與秦始皇一樣，王莽是一個勤勉的皇帝，但事必躬親，很難容人、任人，也許過于勤勉，不善于用人，便很難做一個好皇帝。就改革本身來說，通過對其具體政策措施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

首先，改革的藍圖就有很大問題，改革的目的和手段相互抵牾，難以統一。漢代經學比較注重社會秩序，對國家與制度則重視不足。這一傾向在古文經學中的表現更為明顯，王莽恰恰是古文經學的巨擘。所以王莽改制的頂層設計，其根本目的是社會的整合，不是國家建設。可是，事實上，整合混亂的社會秩序，必須以完善國家制度作為起點。

王莽的“王田制”，將全國土地國有化，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其意在于消除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經濟秩序，本意是善良的，但這一善良政策注定會失敗。原因很清楚，西漢末年，大土地所有者基本是身份性地主，作為官僚，他們充斥于各級政府之中，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受害者，所以，這一措施必然引發官僚集團集體反彈。結果，王莽既沒有能力兌現耕者有其田的承諾，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特權利益，損害了自己的政權基礎。

王莽禁止奴婢買賣，立意是要扼制奴婢數量的擴大，倡導平等，重建和諧社會秩序。但這項措施卻上下不得人心。禁止奴婢買賣，必然危及官僚、豪強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無路可走的平民斷絕了一條賣身為奴的生路。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從內容看，如果能夠施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但是由于缺乏官僚集團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這樣，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集團。

王莽的改革過急過速，一有想法，便要全國推行。為了保證改制落實，還輔助以嚴刑酷法。這種不經過試驗，不顧各地具體情況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朝令夕改，引發更多的社會混亂，改革的結果與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此外，新莽時期，還多次發動與周邊民族的戰爭，這些戰爭，沒有起到用外部民族矛盾緩解國內社會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強征暴斂，更加激化了國內矛盾。我們不能同意班固等舊的史學家對王莽的定論，同樣我們也不同意胡適的說法，王莽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胡適錯了，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會主義者。

王莽改制失敗了，王莽死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實踐中失敗了。但是，我們應該肯定，王莽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應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們還可以從斑駁的歷史記憶中，從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怯懦的實踐中，得到一些經驗、一些教訓。

王莽的這種改制很大程度上是對當前社會的一種背離，是錯誤的。因而，也就不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