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宦官當政，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大將軍何進謀誅閹宦不成反為所害，而何進所召的并州牧董卓(還兼有前將軍、斄鄉侯的官職和封號)已經在進軍洛陽的途中，同時董卓受何進密令又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誅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進已死。當時洛陽大亂，袁術、袁紹兄弟于是率軍攻擊皇宮，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眾于北芒迎漢帝還宮。

192年，董卓被殺，便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為人剛直，但卻沒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懼，不知所為，準備各自解散，逃回歸鄉里。

賈詡當時因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們，對李傕等人說：“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后也。”(《三國志·魏書·賈詡傳》)這個計被大家采納了。

于是李傕等散發“王允欲洗蕩此方之人”的流言，聯絡西涼諸將，率軍晝夜兼程，奔襲長安，及至長安城下，已聚合10余萬之眾。李傕與樊稠、李蒙等圍攻長安城，因城防堅固攻而不克。后由城內叛變士兵引導李傕軍入城，與守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兵敗，僅率百余騎出逃。李傕等縱兵擄掠，吏民死者萬余人，尸積滿道。太常種佛、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等被殺。李傕等擁兵至南宮掖門，威逼獻帝和司徒王允，封李傕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為中郎將。李傕又殺司棣校尉黃琬、左馮翊宋翼、右扶風王宏和司徒王允及其妻子。一時間，京城腥風血雨，朝野大亂。

可以看出，賈詡的一句話雖然是為自己考慮，然而卻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使東漢再次陷入了混亂狀態。裴松之在給三國志作注的時候說：“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馀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這個評價還是很中肯的。

因為在此以前，各地諸侯還不敢太明目張膽地進行此類舉動。正是賈詡的這個建議，使東漢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亂狀態。

此后，關中又因為李、郭等人的爭權奪利，傷亡巨大，極大地破壞了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三國志》里講：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指李、郭入洛陽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又有云：“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墻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墻壁間。”

李、郭等四人對關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實出自于賈詡這一言之謀，故而裴松之在給《三國志》作注的時候評曰：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馀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看當時的情況，王允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將，關中精兵數萬，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復振漢朝，一時安定還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惡既梟，天地始開”一說。因此就這樣的情形而言，說賈詡這一言導致“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馀之酷”不為過，而“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這個評價也是很中肯的。

正是因為這次動亂，漢中央政府的政令開始不行天下，天子和朝廷威信全無，再無崛起之可能：

至此，可以說漢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威望徹底瓦解，甚至獻帝在回洛陽的時候，“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各地諸侯已經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當回事了。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納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議，搶先下手，把獻帝迎回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后才得以有所改變。二十余年后，曹操之子曹丕終于以魏代漢，結束了東漢皇朝，開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

自賈詡設計讓李、郭進軍洛陽開始算起，一直到三國歸晉，期間的戰亂長達九十余年之久。在這九十多年的戰爭里，兩漢皇朝所積累的資本，包括寶貴的人才資源，全部消耗殆盡，包括在東漢末年分裂之初成長起來深知民間疾苦以及當時政治經濟矛盾，又具有極高才干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們基本蕩然無存，而政權最后落在了一些全靠祖上余蔭掌權的紈绔子弟和只知道清談的文人手里，他們在門第優越感的支持下，只知道埋頭享樂或陶醉于清談之中，同時由孫權肇基的門閥現象又極度發展，最后終于導致全國的階級、種族、經濟等各方面矛盾不斷激化，因此三國統一后還不到二十年，中原地區再次陷于血泊之中，由“八王之亂”而晉室東遷，北方游牧民族大舉入侵，其結果就是產生中國歷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頁“五胡亂華”。

而這“五胡亂華”三百年的動亂和血腥，可以說導火線僅僅就是因為賈詡的一句話。原作者：汗青 博文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