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普遍斯文掃地是時代環境的問題
紀曉嵐做了五十來年的官，總的說來是春風得意，生既顯赫，死亦哀榮。然而，據《滿清外史》所載，乾隆皇帝曾經痛斥紀曉嵐，“我看你還算有點文才，所以讓你主持四庫全書的事情，其實只是把你當倡優來養而已，你怎么敢胡亂議論國家大事！”
孟子早就說了，君上可以把臣下視為土芥，臣下就可以把君上視為寇仇。皇帝說出這等侮辱之言，有點骨氣的文人都會消化不了，然而紀曉嵐把這句話消化了，繼續做著清朝的名臣與順臣，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也對滿清統治者多有回護。
再來看宋朝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有多種版本，前人認為比較可信的版本是這樣的：宋太宗罷免了名臣呂蒙正的宰相職務，并且對另一個名臣錢若水說，“呂蒙正本來只是個平頭百姓，我提拔他當了宰相。現在下去了，想必會受冷落，肯定是眼巴巴地等著官復原職吧。”
錢若水卻說，“呂蒙正提拔得固然快，但他確實具備與宰相相稱的風范和名望，哪里會受冷落呢？我可沒聽說他心情郁悶的事情。”聽了這話，宋太宗無言以對。錢若水卻不依不饒，后來又對別人嘆道，“皇上竟然這樣對待輔政的大臣，大概是因為沒有操守高潔、進退有節的人來提高他的覺悟，所以他才這么看不起人。”于是乎，正當壯年的錢若水以母親年邁為由，要求辭官奉養。
看了這兩個故事，我們很容易得出錢若水的自尊心比紀曉嵐強得多的結論，因為紀曉嵐連當面的痛罵都能忍，錢若水卻忍不了皇帝的幾句閑話，何況這閑話說的還是別人。但我們也要知道，宋朝是一個文人待遇特別好的時代，開國皇帝趙匡胤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規矩，趙氏子孫基本沒有違反過。有宋一朝出了很多特別精彩的人物，這也是原因之一。
反觀清朝，入主中原的異族皇帝缺乏自信，容易疑神疑鬼，因此文網既密，忌諱也多，文人不得不戰戰兢兢地過日子。環境對人的影響，有些時候是很大的。裴矩在隋朝當官的時候阿諛奉承，到了唐朝卻變成直言敢諫的諍臣。如果文人的臉皮普遍變得特別厚，我們就需要思考，這個時代是不是出了問題。
近來有不少人去翻中國文人的“文革”老賬，說他們當時表現得如何不堪，如何斯文掃地。但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如果處在當時的環境，我們自己能不能做到寧折不彎。孔子說，“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他老人家說的是“后凋”，并沒有說“不凋”。壓力足夠大的時候，精神可能不垮，血肉之軀是肯定要垮的。很多時候，相較于主動逢迎，相較于未寒先凋，“后凋”已經很不容易，很值得尊敬了。
從個人操守來說，我們應該要求自己永遠不凋，至少也要以此為目標，但從社會人情來說，我們更應該做的是營造一個溫暖和煦、促人向善的環境，盡量減少芳華凋萎、滿地倡優的可能性。異常高絕的品格，往往出現在異常慘酷的時代。要知道，方孝孺的流芳千古，背景是包括學生在內的十族誅滅;史可法的流芳千古，背景是血流漂杵的揚州十日;文天祥的流芳千古，背景是風雅大宋的殘破河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