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成就并不遜于漢、唐兩朝，它不僅是漢、唐社會的繼續發展，甚至在程度上還要高于漢、唐，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朝代。同時我們還應看到，與漢、唐相比，宋朝能夠在當時的條件下得到這樣大的發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繼承的政治遺產不利，當權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滅，其重要因素是開國皇帝在完成統一的巨大勝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漢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敗的教訓。而宋朝卻以兵變立國，與漢、唐兩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國是建立在五代十國四分五裂的基礎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戰國和隋以前的五胡亂華的局面類似，實現國家統一需要進行長期戰爭。而漢、唐兩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統的基礎之上，立國后可以專心為政。

另外，宋朝立國時面臨著強敵的侵犯，其周邊環境遠不如漢、唐。漢的主要敵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敵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他們僅僅是勢力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處于比較原始的水平。他們侵犯漢、唐的主要目的是強奪食物和其他生活資料，往往是襲擾性的。宋的主要敵人是遼、金等國。北宋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局面，但并沒有完全統一全國。在祖國遼闊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還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遼國、黨項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國以及距離較遠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時，遼政權已經存在了約50年，而且從一個游牧民族逐漸變成了實力雄厚的國家，軍隊戰斗力較強，他們有強烈的爭奪生產資料也就是擴張土地的欲望。從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遼兩國發生了長達25年的戰爭，雙方損失極其慘重。

西夏建立于1038年（即北宋寶元元年），黨項族首領李元昊憑借相當富庶的寧夏平原建立了“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抵大漠”、“方二萬余里”的西北大國。從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領大夏鐵騎連續對宋朝發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數次大規模的戰爭，致使宋軍損失慘重。

但是，北宋在這么惡劣的戰爭環境下卻穩住了政局，并使經濟得到恢復和較快發展，這不得不讓人問幾個為什么。我認為，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實際的制度和政策。

許多人都知道“杯酒釋兵權”這個歷史典故，但對此事的看法卻歧說不一。我認為，采取某種方式解除兵變之憂，這是專制社會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較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將領的兵權以后，又針對前朝歷代的流弊，進行了體制上、制度上的大變革。

一是改革軍制。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制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則采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擔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

三是改革財政。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

經過改革，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得到強化，政治趨于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統治時期，北宋繼續改革經濟制度，實施兩稅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進一步刺激了經濟的發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過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國的國策，實行文人統治。宋太祖把科舉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軍隊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了唐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后，曾在太廟里刻下祖訓，其中的一條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是中國歷史上較為開明的政策，確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實執行達三百年之久。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較好地執行太祖的祖訓，大臣和文官也敢于發表意見，使皇權得到一定的束縛，大臣參與決策與執行政策的權力比前朝都大。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造成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這種比較開明的政治為他朝罕有，也為宋朝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