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會有很多人慕名而去西安，只為了目睹那沉睡千年的兵馬俑。而兵馬俑似乎也和秦始皇有種莫名的聯系，據考古學家說，兵馬俑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是事實真是這樣的嗎，兵馬俑的主人或許并非秦始皇。

1974年2月，一群農民在秦始皇陵東側1.5公里處打井時偶然發現了與真人真馬一樣大小的兵馬俑。從此，一個埋藏了兩千多年的地下博物館被挖掘出來。至今，兵馬俑已出土陶俑8000件、戰車百乘以及數萬件實物兵器;其中一號坑為“右軍”，埋葬著和真人真馬同大的陶俑、陶馬約6千件;二號坑為“左軍”，有陶俑、陶馬1，300余件，戰車89輛，是一個由步兵、騎兵、戰車等三個兵種混合編組的軍陣;三號坑有武士俑68個，戰車1輛，陶馬4匹，是統帥地下大軍的指揮部，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

而自這一奇跡發現不久，它便被認定作秦始皇陵的陪葬，幾乎成為一種“公論”。甚至美國《焦點》雜志在介紹兵馬俑時也稱“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駕崩之前統一了中國，下令修建長城，對中國實行殘酷統治。他當時唯一懼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為此下令修建一座龐大的陵墓，讓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繪武士守衛。”

但近些年來，有學者卻對這一“公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兵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兵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此論一出，立即在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那么兵馬俑的主人到底是不是秦始皇呢，如果不是秦始皇又是誰呢？

質疑一：俑坑離秦陵那么遠，是秦始皇的嗎？

那是1974年11月初，陳景元到南京博物館辦事，博物館的同志把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告訴了陳景元。一直對秦陵抱有濃厚興趣的陳景元特意跑到西安進行考察。陳景元是建筑學方面的一名學者，退休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在兵馬俑發掘現場考古隊員的帳篷里，陳景元幸運地見到了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秦始皇兵馬俑前任館長袁仲一教授，然而，陳景元和袁仲一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也正是從這次會面開始的。

陳景元在這次西安考察當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疑點：從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寬度，這個距離還要遠一些。從常理上講，誰會把陪葬坑放在這么遠的一個位置上呢？驪山是塊風水寶地，除了秦陵外，周邊經常會發現其他墓葬。既然這一帶墓葬密度相對較大，怎么敢肯定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他把這些疑問寫出來轉給考古隊，希望得到信服的解釋，然而沒有得到回信。

那么，為什么袁仲一一直沒有回信呢？其實，在袁仲一看來，他和陳景元初次見面時就已經回答了陳景元的疑問。袁仲一說，秦陵范圍廣闊，除地宮之外，還環繞有內城和外城。兵馬俑雖然在外城之外，與秦陵貌似很遠，但從面積看，它們的距離是合乎比例的。對于這個解釋，陳景元仍不甘心。終于，他又發現了幾條有力的證據。

質疑二：秦始皇為什么放著鐵兵器不用，而選擇落后的青銅兵器陪葬？

在兵馬俑1號和2號坑，大量的步卒圍繞著戰車排成一列列整齊的大小方陣，陳景元由此推斷，戰車是這支部隊的主力。然而，自殷周以來直至春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車戰的弱點逐漸暴露，常常是顧得了左邊顧不了右邊。那么，秦始皇還會在交戰時大量使用落后的戰車嗎？

陳景元指出，秦始皇當政以后，連年的戰爭迫使他對軍隊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大量采用騎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輕便，易于作戰。從這點判斷，兵馬俑坑中的那支部隊應該不是秦始皇的軍隊，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對于此，袁仲一認為，不能因為俑坑中出現戰車就否定它屬于秦始皇。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說秦國取締了戰車。戰車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兩軍交戰時，它在速度和沖擊力上的優勢是步兵和騎兵無法比擬的。兵馬俑坑的軍陣，正是戰車、騎兵和步兵有機組合的典范。

質疑三：秦始皇的強者之師，竟然連頭盔都不戴？

陳景元的質疑仍沒結束：秦始皇的軍隊既然是一支能統一六國的強者之師，在裝備上也應該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這些兵俑沒有任何頭盔保護。難以想象，這種簡陋的武裝能在近距離廝殺的戰場上獲取勝利。

的確，在秦陵附近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石鎧甲坑。從已經拼合起來的石盔石甲，我們似乎看到了秦國軍隊的威武英姿。奇怪的是，既然秦國軍隊配有頭盔，那兵俑為什么沒一個人戴呢？

袁仲一認為，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間，習性尚武，與游牧民族混居。而且，當時商鞅為秦國制訂了一套任何別的國家都無法忍受的嚴苛法律：秦兵只要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田宅一處和仆人數個。或許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尚武的秦軍干脆脫掉了笨重的頭盔和重甲，沖上戰場去殺。《史記》對秦軍的這一行為也有描述：戰場上的秦軍竟然袒胸赤膊，索性連僅有的鎧甲也脫掉了。陳景元對兵馬俑的質疑并沒因此而結束。

質疑四：兵俑身上的奇異文字，暗示兵馬俑屬于秦宣太后？

1975年，《臨潼縣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中一幅圖片引起了陳景元的注意。這張圖片是兵馬俑的局部，上面刻有一個奇怪的文字：這個字是個月字旁加一個脾臟的脾字。雖然陳景元對秦國文字并不陌生，但這樣奇異的文字還是頭次見。

在秦兵馬俑考古隊撰寫的《試掘簡報》中，專家把這個字解釋成“脾”字。陳景元并不認同。他翻閱了容庚編著的《金文編》和徐文鏡編寫的《古籀匯編》，發現構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寫法。但眾多字形當中，沒有一種寫法符合傭坑中的那個字。

就是這個字，引出了陳景元對兵馬俑主人的驚人發現。1976年，陳景元在得知西安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后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會辦公室里，有關負責人小心地拿出一塊秦代桶瓦給陳景元看。這塊瓦上也刻著一個奇異的文字，左邊的字陳景元不認識，但右邊的月字還是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陳景元帶著拓下來的文字回到住地南京，但之后的兩年，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字，他一籌莫展。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景元在圖書館結識了南京師大古文字專家段熙仲教授。經過仔細查對，段教授認為，秦代桶瓦上左邊的字為“羋”(畢)的變體字。這應該是兩個獨體字，讀作“羋月”。這消除了長久以來陳景元心頭的困惑，“羋”字對他來說并不陌生，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秦宣太后就姓“羋”。因此，陳景元斷定，兵馬俑的主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袁仲一卻認為，字不能這樣拆，一個字拆了之后，意思就大為不同了。

質疑五：秦人尚黑，兵俑衣服為何五顏六色？

專家的解釋似乎讓陳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條令人意想不到的證據——秦人以黑為貴，而兵俑的衣服卻五顏六色。

在發掘時，很多俑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顏料，并且從顏料的位置和顏色判斷，他們的衣服是五顏六色的。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五行說十分盛行。當時周朝崇尚火德，秦始皇滅周后認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為崇拜對象。而在秦代，五行里水相對應的顏色就是黑色。秦始皇還把“尚黑”作為一項法令頒布。既然如此，俑坑中出土的這些衣著五顏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時代就很難解釋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時代，就會得到合理解釋。

袁仲一卻認為，秦代尚黑，只能說明秦人以黑為貴，要求在重大場合中著黑衣，并不是要求全國人民不能穿其他顏色的衣服。陳景元覺得袁仲一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那么，面對陳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質疑，袁仲一在想什么？

種種跡象好像在說明，兵馬俑或許并非秦始皇的陪葬品，而其主人另有其人。不過結論也不會這么輕易地就定下來，還需要我們去尋找更多的證據，去考證這一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