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完成了自己及祖上的夢想，結(jié)束了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四五百的四分五類的狀況，來統(tǒng)一了中國，成了千古一帝，渴望著自己的子孫，能夠繼續(xù)保持下去，千秋萬代。然而，秦朝卻僅僅歷經(jīng)了兩個皇帝，做了16年的美夢就結(jié)束了！人民起義打垮了秦朝，著究竟是為何？這又體現(xiàn)出了一個什么樣的問題。

其實，秦朝之所以這么短短的時間滅亡，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信仰形成的缺失。

秦朝同意后，規(guī)模空前，囊括了此前存在于華夏大地上的許多諸侯國家，東及于海，南及百越，西及氐羌，北到塞外。如同思想領域中宣揚物質(zhì)利益和法治的法家思想壓倒其他各家學說一樣，政治上崇尚武功的秦國最終吞并了齊、楚、趙等諸侯國家。秦帝國的建立標志著政治上的一統(tǒng)，它將要繼續(xù)進行的是政治思路上的統(tǒng)一。在人類政治歷史上，任何形態(tài)的國家或政治都需要權(quán)威。對于秦王朝來說，它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不是政治宣講，而是赤裸裸的暴力，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抗，是壟斷政治權(quán)力的極少數(shù)人與社會上其他人之間的矛盾。

從表面上看，秦王朝是一個重實干、輕理論的國家。在秦帝國的有關(guān)歷史文獻中，我們很難整理出系統(tǒng)化的政治理論。從政治信仰的層面上看，秦王朝對利用鬼神的權(quán)威以整肅民心和治理國家嗤之以鼻，認為那是政治欺騙，不僅徒勞無益，而且有害政治。瑯邪刻辭中這樣寫道：“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在這里，秦王朝也在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它認為五帝三王之所以亡家亡國，是因為不務實際，不講法治，崇尚虛誕。所以，秦王政三十三年(前214年)曾經(jīng)下令“禁不得祠”，雖然禁止祭祀崇拜的對象我們難得其詳，但這與瑯邪刻辭的思想傾向是大體一致的。

秦王朝沒有系統(tǒng)化的明確的政治信仰，卻在一定程度上延用了傳統(tǒng)的宗教活動。就在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的第三年(前219年)，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這是秦帝國搞的惟一的封禪活動。秦始皇為什么搞封禪？是向上天稟告改朝換代嗎？當然不是，因為封禪刻石記錄下來的，是贊頌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的豐功偉績，是要求他的臣民子孫“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封禪銘文展示給國民的是皇帝的圣明和威嚴，并沒有給神靈留下什么重要位置。

就在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經(jīng)過彭城時“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這反映出在秦始皇的內(nèi)心深處仍然殘存著天命思想。可是，當他前往湘山祠渡江遭遇危險的時候，他對神靈“湘君”卻大不敬，“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這似乎意味著，他不能容忍任何人、任何神靈對他的冒犯。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他出巡到云夢的時候，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所涉及的政治性的宗教活動具有隨意性，他對神靈抱有期望，但又不想受神靈的約束，神靈也不得違背他的意愿。秦始皇也沿用了秦國傳統(tǒng)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動。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秦始皇通常于十月親自郊祀，身著白色的服裝，獻上祭祀的貢品，“拜于咸陽之旁”。西畤、畦畤的郊祀則由祠官主持，“上不親往”。秦二世的時候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評論說：“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總的看，秦帝國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缺失。

從相反的立場看，秦王朝信奉的是武力和強權(quán)。秦帝國皇帝把國家作為他個人的私有財富，皇帝可以窮奢極欲，這在秦王朝的政治實踐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秦始皇南登瑯邪臺，十分愜意，于是“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免稅)十二歲”。這沒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根據(jù)文獻記載，他因為“亡秦者，胡也”一句讖言，發(fā)兵30萬攻擊匈奴。他可以按照個人的意愿，“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僅僅建阿房宮和驪山墓就動用了徒役70余萬人。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的過程中，每攻破一國，都要仿照該國宮殿的樣式在咸陽城北復建，所得諸侯美女和鐘鼓器物等一并移入其中。《三輔舊事》夸張地記載道：“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后宮列女萬余人，氣上沖于天。”秦王朝這種窮奢極欲惡性發(fā)展，導致了作為孤家寡人的皇帝與天下大眾之間的尖銳對立。

秦二世為了鞏固個人的權(quán)威，與宦官趙高密謀對策。趙高聲稱：“今時不師文而決于武力。”不要講什么道理，誰有權(quán)力誰說了算，這就是趙高的強權(quán)主義理論。于是秦二世“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當時，公子將閭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內(nèi)宮，秦二世派人對公子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質(zhì)問：“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jié)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愿聞罪而死！”使者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將閭仰天長號：“天乎！吾無罪！”兄弟三人拔劍自刎。

其實，在秦王朝根本就不存在嚴格意義的法律，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在這個國家中，只有皇帝一人的人權(quán)。此后的趙高謀殺秦二世，子嬰計殺趙高，都是同樣的政治定律在發(fā)揮作用。早在秦統(tǒng)一中國之前，秦王政就對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欣賞萬分，稱：“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二世也公開地引用韓非的話，稱堯舜為君有“監(jiān)門之養(yǎng)”，大禹治水有“臣虜之勞”。他認為當這樣的帝王沒有什么意思，他貴有天下，應該“肆意極欲”。至此我們不難明白，秦王朝政治思維的深層，是韓非的極端專制理論。秦王朝二世而亡，就是韓非專制理論的惡果。

任何一種政權(quán)都會宣傳其合理性，從而為自己取得理論上的支點。秦王朝也不例外。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后，馬上就有人出來獻計獻策：“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這是用“五德相克”說為政治合理性服務：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統(tǒng)治了天下。秦始皇毫不遲疑地把這一套拿過來，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務。秦王朝將自己定性為水德，水德屬北方，顏色與黑相配，所以衣服旌旗都崇尚黑色，數(shù)字以“六”為紀，符、法冠都規(guī)定為六寸，乘六馬，更名黃河為“德水”，等等。這表明，新王朝亟需為自己的政治合理性張目。

問題在于這種宣教能否達到使人信服的目的，能否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可以說秦王朝的五行相克說是一種政治理性，但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信仰。就五行說產(chǎn)生的背景看，它是對傳統(tǒng)的天命觀的反叛，試圖從物質(zhì)世界的演變說明宇宙和社會的運動，其性質(zhì)與樸素的陰陽論、氣論相近。

總之，秦朝沒有形成系統(tǒng)化的政治信仰，沒有解決社會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問題。它奉行的強力政策和皇權(quán)至高無上的思想路線，在政治上產(chǎn)生了負面的影響，秦朝的速亡很難說與此無關(guān)。

而漢朝建立后，一開始是將各地方歸異姓王統(tǒng)治，然后等到時機成熟，慢慢的加強控制，從異姓王的手中奪取權(quán)力，使用郡縣制，才加強了王權(quán)的統(tǒng)一。這也對比著說明了秦朝沒有系統(tǒng)的形成政治信仰，及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