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曾經有兩個宰相，一個叫司馬光，一個叫王安石。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改革派。

司馬光打小就很聰明，幼年時同伴不慎掉進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馬光人小體弱，無力把他救出來，情急之下，搬塊石頭將缸砸破，水流了出來，同伴于是得救。“司馬光砸缸”，成了流傳千古的美談。他性情溫和，待人寬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舊法，秉承祖制，主張“無為而治”，言辭有度，服飾得體，乃謙謙君子。

王安石從小書讀得很好，“名傳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紀輕輕就不茍言笑。少年得志，官運亨通。執掌朝廷大權，“嚴己律屬”。除了不愛洗澡，穿衣服相當不講究外，經常頭發蓬亂就上朝覲見天子，號令文武。按當時的標準，他基本上算是神經病。然而皇帝很欣賞他，盡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臟亂差”，依然“皇恩殊厚”，成為當朝宰相，銳意改革，推行“一條鞭”法，想方設法為大宋收稅，充盈國庫。

王安石的改革運動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熙寧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三司制置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民的剝削，促進了農田水利事業的發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

王安石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毛澤東也稱贊“王安石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變法派人士提出來的，而是反對派對變法派的污蔑之詞，原文類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聽到這句話之后深覺其符合自己的變法主旨，遂大加宣揚。)

司馬光為什么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于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司馬光22歲的時候中了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但時間不長，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在守喪的幾年時間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許多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認真總結和評論，為以后編著《資治通鑒》奠定了堅實基礎。治平元年(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英宗皇帝，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雛形。兩年后，他又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愛好歷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贊賞。可見，司馬光雖然從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書立說，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巨制，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司馬光一直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寧擔任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系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在閑談之中，二人也有過一些爭執，但最終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雖然在政見上有分歧，有爭執，但對于二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別是對于司馬光來說，他與王安石在政見上的不同，也只是爭執一下而已，絕不會因此而成為政敵，因為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畢，要遍賜金帛，但由于宋朝連年發生自然災害，致使國庫空虛，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議免除賜金帛之舉。司馬光和王安石當時都在場，司馬光十分贊成宰相的意見，他說：“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司馬光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閑談中，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別人不知道他的話中之意，而司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

司馬光在精研史書的過程中發現。歷朝變法，幾乎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離他們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沒施行幾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轍，身敗名裂。此時，耿直的司馬光見王安石當面駁斥自己，便與王安石爭執起來。這次爭執與平時的爭執并沒有什么區別，不同的是這次爭執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見狀，覺得很不像話，就制止了他們的爭執。

王安石在與司馬光發生爭執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陳規。不思新變，流弊十分嚴重。而農民之所以“壞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財，大抵無法”。年輕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國家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轉國家的形勢。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簡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見王安石，商討變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談。很合神宗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