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關羽，人們腦海便會浮現他那赤面長髯、鳳目蠶眉、身披金甲、威風凜凜的形象。明清以來，隨著關廟升格為武廟，關羽也成為武圣，與大成至圣先師孔老夫子的文廟相提并論，分享文武二圣的至上殊榮。殊不知，關羽之所以成圣，乃封建帝王出于籠絡人心，維護皇權統治而刻意樹立的一個道德楷模歷史上的關羽并非是武功蓋世的超人。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忠于異姓兄長劉備，所謂“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歷史上的關羽還是一個戰功卓著的名將，過五關斬六將雖出自小說家語，但斬顏良是有史可證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擁兵百萬南征荊州、窮追劉備，關羽奉命率劉琦水軍，濟渡亡命中的劉備，后與周瑜聯軍，埋伏華容，狙擊敗退的曹軍，隨之輔佐劉備收江南諸郡，以功拜為襄陽太守，駐軍江北。劉備征蜀，關羽鎮守荊州，使東吳不敢下手。建安二十四年(219)，他敗曹仁，水淹七軍，于禁為降，計斬龐德，威震華夏。但他剛愎自用，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大意失荊州，本人也被吳將呂蒙擒獲、遇害。可見歷史上的關羽并非完人，那么為什么會受到民間的普遍尊奉呢？

桃園三結義

翻開清人阮葵生的《茶余客話》，在《仁義之氣常存》一條中說“蓋當時之祀虛侯，亦今日之關廟，后重伍子胥、程嬰、杵臼及項羽，皆祭遍海內，古今來取義成仁之士，其身雖死，其氣常存。”指出“仁義之氣”是關羽受到人們頂禮的原因所在。

那么，關羽被神化始于何代呢？《全唐文》收入了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董侹的《重修玉泉關廟記》一文，知中唐已有關廟，關羽已被崇拜。南宋偏安一隅，使三國封建正統史觀由原先的帝魏寇蜀改為帝蜀寇魏，而忠心輔佐劉備的關羽隨著政治價值的提高，神化色彩更為濃烈了。這種風氣遺留至元，據《元史·祭祀志》記載，宮廷做佛事時伴有“抬舁監壇漢關羽神轎”，既有神轎，必有坐在轎內的關羽偶像，它也許是從關廟里請出來的關羽神像。這是關羽神化正式見于正史的最早記載，隨后《明史》也有相同的記載。甚至出帝王敕封，這是封建統治者借以宣揚忠義思想，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像關羽那樣盡忠義于君王，獻勇武于社稷。

明孝宗時，庸愚子(蔣大器)為《三國演義》作序指出“關張之義，尤宜尚也。”經過羅貫中藝術加工的關羽形象正是忠義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而大走紅運。如萬歷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時，將其神位晉級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敕封令下，“關帝廟宇遍海宇，一村一社處處有之，雖塞垣邊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風刮進宮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宮中豎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關羽更是賣力，究其原因，似與清之立國有關。清太祖努爾哈赤是個《三國演義》迷，從中學到不少兵法與韜略，在統一關外的戰爭中，努爾哈赤所率領的旗兵幾乎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為了神化自己，把人為的勝利因素涂上了一層神秘色彩，說成得到關羽神佑。順治九年(1652)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為“忠義神勇關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為“靈佑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從此，關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立的武廟與孔子的文廟比肩。

既然關羽之“義”是封建統治者吹捧出來的，為什么民間也奉行不悖呢？這當與唐宋直至明清時代的社會組織變化有關。《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關羽同劉備曾“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小說據此衍化出一系列的義舉，如桃園三結義、千里走單騎、義釋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崗更是對此推崇備至，認為關羽“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與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

明清時期，城市無業游民與幫工日益增多，為了增強謀事的力量，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幫會。幫會的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與異姓諸家，較難純粹利用原先的血緣鄉里關系作為維系的紐帶，往往轉用江湖義氣作為團聚的手段，稱兄道弟的異姓兄弟多了，這得通過結義的形式聚會一起，就是拉幫結派或秘密會社聚眾的一種常見手段。異姓結為金蘭，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與共、親如一家。劉、關、張結盟時發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園結義誓言，就是明清之際這種社會關系的反映。

許多的人之所以崇信關公，并不管有沒有神靈的存在，往往是因其“忠勇蓋世”與“義薄云天”的品行與氣節所感染。而古之“忠義”，實質上就是我們今人所說的“忠誠信義”。當然，也有更多的信徒也十分確信關老爺是有神靈的。但是，不管他有沒有神靈的存在，只因崇信者對關公神靈或關公精神的長期不懈的執著的追求，只因崇信者在長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中，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其“忠誠信義”的關公精神，不知不覺地潛移默化的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中，進而又自覺不自覺的展演在自己的言行上，從而，使得信徒們自自然然、漸漸過渡為一個忠誠信用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