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1840-1903），清桐城人，字摯甫。同治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師事曾國藩，又與李鴻章關系密切，曾、李奏議，多出其手。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并赴日考察學制，回國后創(chuàng)辦桐城中學堂，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大部分時間致力于治學和教育事業(yè)上，對中西文學采取兼蓄并用的態(tài)度，主張講洋務，搞教育救國。總結集為《桐城吳先生全書》。

少年登科入曾府

“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這副古意盎然、文氣十足而又分明透著現(xiàn)代氣息和科學精神的對聯(lián)是吳汝綸先生創(chuàng)辦桐城學堂時擬的，如今就鐫在桐城中學的大門兩側。桐城中學的前身便是桐城學堂，它的創(chuàng)始人就是被譽為“晚清著名學者和杰出教育家”的吳汝綸先生。

在曾國藩府中四年，吳汝綸更加精進，除了幫助曾氏處理日常公務外，還常與張裕釗、黎庶昌等人談文論史，切磋技藝，一時文思泉涌，著述不斷，筆涉經(jīng)史子集，包羅萬象，令曾國藩看了都“咋舌自失，謂盡平生所未知”。

棄官從教遠離政治

然而，畢竟桐城派已流布了200余年，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新興的資本主義思潮開始沖擊古老的中國文化，吳汝綸在沉思，如何才能找出一條救國之路。同治九年，曾國藩回南，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又將吳汝綸留在自己帳下。

轉年，他出任直隸深州知州，后轉任冀州。在深州任上，他大辦教育，常常親往深州書院為學生授課，使“民忘其吏，推為大師”。在冀州，他引水開渠，利農桑，便商旅。他還大力整頓治安，清理獄訟。一步一步實現(xiàn)著他富國安民的政治理想。

在蓮池書院，吳汝綸的名人效應顯露無遺，各地學子紛紛前來求學問教，就連日本的中島截之、野田多內等人也遠涉重洋，前往保定拜師受業(yè)。他在書院中首創(chuàng)東、西兩學堂，聘英國、日本教師授課，引導學生學習歐美、日本等國的先進科學知識。

在與外國學人的切磋交流中，他深切地認識到科教興國的重要性，“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古老的“四書五經(jīng)”已不再是治世法寶，靠“八股時文”也不能取盡天下有識之士。憂患之后的沉思，沉思之后的覺醒。他一再撰文呼吁：“竊謂廢去時文，直應廢去科舉，不復以文字取士。”“非廢科舉，重學校，人才不興。”“教育與政治有密切關系，非請停科舉，則學校難成。”

“今方開倡西學，必以算學為開宗明義第一章。”“學堂之中，要盡量減少中學課程，增加西學課程，西學除博物、理化、算術、政治、法律以外，則礦山、鐵道、稅關、郵政數(shù)事為最急，海陸軍法、炮工、船廠次之。”

東渡日本辦新學

在主倡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同時，他與留英歸來的嚴復結成了好友，欣然為嚴復所譯的《天演論》作序，以擴大嚴氏譯著在國內的影響。《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觀點深深震撼了當時的社會，洋務救國，維新圖強，一時成了國人的共識。然而戊戌變法失敗了。吳汝綸再次感到深切的悲哀和失望。

光緒二十八年，已逾六旬的吳汝綸決定南歸終養(yǎng)，吏部尚書張百熙卻登門拜訪，請他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京卿銜，吳汝綸欲辭不就，張百熙甚至于跪地相求。無奈之下，吳汝綸暫時接受了任命，但并未去京師大學堂任職視事。

在家鄉(xiāng)，他真正開始實踐他的辦學思路。他撰寫了一系列辦學宗旨：“全國各省、府、縣都要分立大、中、小學堂”，“一縣不可止立一學，各鄉(xiāng)皆須立學”，“學堂愈多，愈能收效，不宜化多為少”，“普國人而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先立師范學堂，取成學之士，延外國教習”……

桐城中學堂就是他的實驗田，除了延聘當?shù)孛鞒鋈翁瞄L、教員外，他還從日本請來了早川新次等為外籍教師。并親筆撰寫了那幅著名的對聯(lián)：“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橫披為“勉成國器”。

最初的桐城學堂是借安慶武備學堂為校舍，二年后遷回桐城，改名為桐城縣公立中學堂。學堂辦成了，然而憂患之中，吳先生卻積勞成疾，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新春正月闔然長逝。其后不久，新文化運動發(fā)起，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桐城派作為古文流派也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頁教科書。

“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這是一個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吐故納新，自覺接受外來文化的最好例證。百年之后的中國，吳先生當年“普國人盡教之，不入學者有罰”的全民教育思想已成為現(xiàn)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