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城作為南宋都城，在城市發展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在兩宋交際這一歷史際遇下，實現了由州城向都城的轉變，并建設成為一座如馬可波羅所描繪的享譽中外的華貴天城。又因其有“淡妝濃抹總相宜”之西湖，有“壯觀天下無”之錢江潮，有“龍飛鳳舞”之山勢，而成為南方山水城市的典范。2015年是南宋臨安城址考古收獲頗豐的一年，首次發現了臨安城內地下引水設施，又首次大規模揭露了臨安城東城墻遺跡，而元末明清杭州城東城墻的發掘，以實物形式例證了杭州的城市變遷，成為臨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

因錢塘江咸潮逼城，城東水源多苦咸，故西湖成為城內淡水的首要來源。引西湖水入城并建設完善的“湖-井”系統，獨具特色，且受到唐以來歷代杭州牧守的重視。2015年4至9月，紫城巷地塊發掘中揭露的諸多遺跡，如T3內發現的水溝G1及與之溝通的水井J5和J9等，正與《咸淳臨安志》所記的引水設施“西湖六井”等諸井關系密切。尤其是G1所用的木管，與諸井曾“以木為管”相符，具有重要價值。由于南宋時此地為諸井中鑷子井及其水口所在處，因此上述發現應屬鑷子井遺存。該遺跡的發現，更具體形象地反映了南宋臨安城的城市規劃、建設和居民生活情況。而且，其與此前發掘的錢塘門遺址一起，成為南方山水城市及其城湖關系的重要寫照。

雖然南宋臨安城東城墻遺跡在以往的勘探發掘中已有發現，但大多為其基礎部分，且因場地限制，揭露面積小，主體結構及寬度不詳，保存差。2015年4至7月上倉橋11號院內臨安城東城墻遺跡的發現，是屢次發掘中，發掘面積最大、揭露最充分、保存最好的一次，且第一次明確了東城墻的寬度。發掘揭露的東城墻遺跡整體呈南北向，寬10.5米，揭露長36.3米。墻芯由質細且純凈的灰青色粉沙土夯筑而成，東壁包磚寬約1.5米，殘高0——1.35米，西壁包磚僅殘存少量底磚，寬約1.3米。城墻東側有石筑護坡。城墻磚長36、寬18、厚8厘米，一端多印有“五千”、“十一萬”、“萬四千”等。這一發現，極大豐富了學界對臨安城城墻面貌及其構筑方式的認識。

元末，杭州城東擴時曾新筑城墻，且明清兩代一直沿用，至民國及建國初漸遭毀棄。2015年10至12月，在平安里危舊房改造地塊的發掘中，發現一段元末新修后的東城墻遺跡，近南北走向，包括城墻主體及馬面部分。城墻主體寬14米，揭露長48米。馬面凸出城墻主體5.5米，南北長7米。城墻兩側壁露明面由規整的石塊砌筑而成，內包夯土芯。所用石塊長40——150、厚10——25厘米不等。該遺跡和與其相鄰的五代捍海塘和南宋東城墻遺跡一起，成為歷史時期南方城市營造和南宋以來杭州城市變遷的重要例證。

以城墻發掘為契機，引入現代物探科技解決城墻勘探難點由于杭州是一座古今疊壓的城市，且當前城市建筑密集、路網交錯，因此很難對埋于地下的城址實施主動的考古發掘，相關研究也難落到實處。而引入現代物探科技則成為解決這一難題的突破點。2015年，采用探地雷達、拖纜式電阻率和地震散射波等技術手段，以2D和3D相結合的數據采集方式，重點對外城墻遺跡進行了探測和試驗，并充分利用考古發掘的機會，相互驗證，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探測方法，成果顯著。也使得在無法發掘的情況下，通過加密測線的方法，來準確復原城墻線性和結構成為可能。在臨安城及其他同類城址的考古中，應用前景廣闊。

城墻是城市考古的首要內容，內外城城墻是決定城市格局的首要因素。因此，城墻是從事城址復原及城市形態、社會經濟等諸領域研究的根本。2015年所取得的發掘、物探、數字化等一系列成果，促使今天的臨安城復原研究得以走出“示意圖”階段，向“地理信息系統”邁出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