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族是居住在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長期以來活動于南達陰山，北至貝加爾湖之間，成為北方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

戰國后期，匈奴已進入奴隸社會。奴隸主貴族利用騎兵行動迅速的優勢，經常深入中原，對以農業為主的內地各族進行襲擾和掠奪。

當時，秦、趙、燕與匈奴為鄰，經常發生戰爭。

由于各國忙于內戰，一般對匈奴都采取守勢，在北邊修長城并派軍隊戍守。

秦統一后，匈奴族對秦的威脅仍然很大。

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勢必對剛剛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當大的威脅力。

這種威脅力，對雄心勃勃、意氣風發的鐵血人物秦始皇以及整個秦帝國而言都是無法避而不見的。

要想保持帝國的強大和牢固，就必須對外來的威脅力量進行打擊。

于是，秦帝國對匈奴的征伐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內蒙古的河套地區，秦朝大將蒙恬率領以步兵為主的秦軍，與兇狠的匈奴騎兵展開了一場殊死之戰。

剛剛統一天下的秦軍士氣正旺，一舉拿下了河套地區。匈奴殘部望風而逃，遠遁大漠。

然而，凱旋的秦軍得到的命令卻不是再接再厲，攻占漠北。

而是轉攻為守，30萬大軍以戰國時期燕、趙、秦三國的北方長城為基礎。

就地修筑長城，從西北的臨洮一帶一直延伸到遼東，橫貫東西的萬里長城第一次出現在人們的眼前。

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反而耗盡全國的財力、人力去修筑長城呢？

因為秦始皇不僅是我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還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他肯定算過一筆經濟賬。

讓我們站在秦始皇的角度來思考對付匈奴的難題。

首先，秦始皇統治的民眾基本上都是農民，而如果要深入大漠與匈奴作戰，就需要相當數量的騎兵。

把平時基本不騎馬的農夫轉變為強大的騎兵，不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訓練。

同時由于這些農民當了兵，不能再從事農耕了，還要蒙受生產上的勞動力損失。

況且即使有了強大的騎兵，要送他們到北方草原深處作戰，糧草的運輸和損耗也是一筆很可怕的開銷。

古代沒有高速公路和鐵路，也沒有大貨車，糧食運輸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艱難。

史記中曾經記載，從中原地區運送1石糧食抵達北方的前線，路上運輸隊消耗的糧食竟達到了192石！

而匈奴騎兵的作戰成本卻很低，游牧民族從小在馬背上長大。

既是放牧者，也是戰士，角色轉換很容易，甚至可以一邊放牧，一邊作戰，后勤保障比農耕民族好多了。

農耕民族作戰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戰的收益卻很可憐。

即使占領了廣袤的草原，卻無法耕種，中原王朝的稅收是從農民的頭上獲取的。

沒有了農民，要那么大片的草原有什么用處？

即使打贏了對游牧民族的戰爭，也要被高昂的戰爭成本壓垮。

漢武帝雄才大略，曾經在對匈奴的戰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可是勞民傷財，大大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直接導致了漢朝的衰落。

明成祖朱棣的大軍五出漠北，苦戰多年，把蒙古各部趕得四處奔逃，但仗打到最后，先吃不消的卻是明朝。

反觀騎馬的游牧民族，他們來去如風，掠奪農耕民族積累的財富輕而易舉，收益驚人。

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會不熱愛劫掠戰呢？

中原混亂，秦國忙于統一六國，各國都沒有精力對付北邊的匈奴人，匈奴人乘機南下，重新占領了北部邊郡的許多地方。

并以河南地(今內蒙、河套地區)為據點，直接威脅著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陽。

對匈奴用兵，消除匈奴人的軍事威脅，成為了秦朝統一六國后的當務之急。

自此始皇帝開始對匈奴用兵作兩手準備，一方面他任命蒙恬為主帥，率兵駐守上郡(郡治膚施，今陜西榆林東南)。

長期經營北部邊防，保守秦都咸陽的安全，蒙恬從此開始十余年守邊，對北部的山川地形作好深入了解，為日后反擊匈奴作好了準備。

出于當時的形勢所迫，在同匈奴奴隸主貴族的斗爭中，秦朝又修筑了舉世聞名的偉大工程──長城。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朝把過去秦、趙、燕三國長城連接起來，修筑一條從臨洮(甘肅岷縣)一直到遼東碣石的萬里長城。

這條長城，對于抵御匈奴的騷擾，保障內地人民生產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修建長城，是為了保護北部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其目的也是為了減少人民的負擔。

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騎兵活動范圍很大，沒有長城的話，要很多軍隊來防守，這會給人民增加很大的負擔。

秦始皇修長城不是他開創的，他只是把原來秦國，趙國和燕國北邊原有的長城連接起來，而史書上卻把修長城造成的苦難全歸罪于秦始皇，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原來各國之間都有一些長城，但北方的長城不完整;統一后他下令把原來國之間的長城拆除，再把原來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

另一方面，始皇帝下令修繕長城，秦朝與匈奴等北方少數民族的邊界長達萬里，處處派兵防駐是不現實的，而匈奴人以騎兵為主，機動性強，移動速度快。

為了更好防御匈奴人南下，秦朝下定了以墻防騎的防御方針，下令全面修復原秦、趙、燕修筑的長城，并將其相連，形成了一道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

得想個招兒，改變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鑒戰國時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長城。

有了長城這種防御工事，流動的戰場將會變為固定的戰線。

游牧民族無法重演來了就搶、搶了就跑的鬧劇，必須先在長城一線與守軍打一仗。

如此一來，成本和收益就改變了。防守的農耕民族可以從附近的農田中獲得糧食，進攻的游牧民族卻遠離了放牧的草場。

而且長城一線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堅固的關隘，農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線。

游牧民族的騎兵就毫無用武之地，往往還沒有搶到東西，就先挨了一頓打。

依托長城打防御戰，農耕民族不用訓練騎兵部隊，訓練成本得以降低。

又因為士兵原本就是農民，有了固定的根據地，熟悉農活的士兵們在閑時完全可以就地屯墾，后勤的負擔也小多了。

說句實話，農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雖然沒有讀過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之類的著作。

但他大規模修筑長城的舉動，的確與經濟學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規律是相符合的。

修筑長城固然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內經濟壓力很大，但從長遠來看，秦始皇的這筆賬算得很精明。

此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條件、有需要，也都盡量采取修筑長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比如明朝成化年間，蒙古韃靼部常常進犯陜北、甘肅一帶，皇帝于是召集大臣討論防御事宜。

大臣們算了一筆賬，如果征集5萬勞工，用兩個月的時間修葺長城，耗銀不過100萬兩。

而派出8萬大軍征討韃靼入侵者，每年糧草、運費折合銀兩，總計耗銀近1000萬兩。成本高低一目了然。

而且，軍人可以在長城之內屯田耕種，獲得一定的糧食，這就節省了從內地調糧食到前線的巨額成本。

于是，明朝的皇帝們選擇了修建長城，我們今天看到的雄偉長城就是那個時期完工的，在元朝初年就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長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