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頓，山西運城臨猗縣人，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戰國時魏國人。猗頓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他是我國戰國初年著名的大手工業者和商人，為山西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猗頓，山西省臨猗縣人。戰國時大工商業者。原是春秋時代的魯國的貧寒書生。他在生計艱難時，聽到范蠡棄官經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問術”。范蠡告訴他：“子欲速富，當畜五(母畜)。猗頓千里迢迢來到西河(今晉南一帶)，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營鹽業，十年之間，成為與陶公齊名的巨富。

畜牧起家

《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猗頓原籍魯國，是一個窮困潦倒的年輕人，“耕則常饑，桑則常寒”，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后，便棄官經商，將另一謀臣的富國之策用之于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東定陶)，“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猗頓羨慕不已，試著前去請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秘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便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浙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于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于是，猗頓按照陶朱公的指示，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鏟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猗頓最初就在這里放牧<史載該地明清時尚存有猗頓宅和猗頓墓)。

由于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號猗頓。致富后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

猗頓能以畜牧而富擬王公，其畜牧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他為當時晉南一帶畜牧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成于鹽業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于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

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別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于他的貧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撓在地上，鳳吹日曬后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美麗，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我國著名的大富豪。

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后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志》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于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市)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后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關于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里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浸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后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于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線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己成巨富，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探討。

積于珠寶

《尸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氾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致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并淪。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以販賣珠寶，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猗頓通過多方經營，終成傾國巨富，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很大。《韓非子·解老篇》：“夫齊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說明猗頓之富已超過陶朱公，并可與王勢并提。

上述事實表明，猗頓對山西南部地區的畜牧業和河東池鹽的開發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業發展史上也占著重要的地位。他是山西地區見于史載的最早的大手工業者和大商人，是山西經濟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窮則思變，辛勤開拓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很好地總結的。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眾多世界級的大富翁，他們或因貪致富，如和、劉瑾，或依靠皇權致富，如鄧通、梁冀;或搶劫致富，如石崇、成吉思汗;或棄官從商致富，如陶朱公;或因祖上留下巨額遺產致富，如巴郡寡婦清。他們用較短的時間，積累的財富動輒百萬乃至千萬億萬，其致富積累速度之快、致富量之大于中外皆屬罕見，在這些富翁界閃耀的名星里，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猗頓獨樹一幟，他沒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白手起家，其所用時間之短、積累的財富數額之大比其他富豪毫不遜色，在當時就與全國首富陶朱公齊名了。

猗頓姓王，因為在“猗地停頓”發家致富而被后人稱為猗頓，其本名反被人們忘記了。他本是魯國的一個窮書生，史載他“耕則常饑，桑則常寒”，種地養蠶都不行，不是務農的料。就象一個農村出來的大學學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畢業了，卻沒有關系、沒有門子找不到工作，上了半天大學，你再翻回來讓他回家和父輩一樣種地養蠶，要力氣沒力氣，要心情沒心情，一是干不下去，二是干不好。但猗頓并沒有破罐子破摔，怨天尤人，他的很多白手起家致富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

窮則思變，拜師求教。俗話說：學得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大學畢業后當公務員當然是第一首選了。但由于時機不對，當不了國家干部，難道就自甘墮落不成？對于一個有志氣的青年來說當然不會，于是自主創業成為第一選擇。猗頓就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上進心極強的有為青年，懂得“窮則思變”的道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誰愿意一輩子受窮，終生貧賤？但下決心自主創業試圖脫貧致富容易，實際做起來就難了，選什么職業就是第一個大難題。猗頓一直苦思冥想，尋找致富的門路。和其他農夫一樣種地養蠶？實踐證明是不行的，不如他們有力氣，也不如他們有經驗，干什么好呢？一個偶然的機會，猗頓聽說全國首富陶朱公搬到自己家鄉附近居住，大喜過望，連忙“往而問術焉”，問什么術？當然是請教致富秘訣啦！陶朱公是當代財神，豈是那么容易見的。他倒不是財大氣粗，而是隱居于此，做人低調，不想見客。猗頓就象三國時的劉備三顧茅廬一樣不厭其煩地拜訪陶朱公，終于感動了“上帝”，陶朱公接見了他并授他八字秘訣：“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猗頓墓在山西省臨猗縣牛杜鄉王寮村的村西頭，陵園規模不大，但古樸肅穆。這就是古代巨商——猗頓的陵園。自古以來，富比王侯者，何止百千人？但猗頓這位布衣商人，卻受到后人輩輩世世永遠的紀念。這值得人深思。

何時由一尊孤獨的古墓逐步形成如今陵園的規模？這既無史書記載，也無專文傳世，難以考稽;此處只有清代道光十七年(1837年)所立的一座石碑。碑題名《重修周逸民猗頓氏墓記》，

碑文稱猗頓生前“其富甲天下”，“西抵桑泉，東跨鹽池，南條北嵋，皆其所有”。“或者急公奉餉，上有利于國;或者憫孤憐貧，下有濟于民”。

在距此不遠(約40公里)的東北方向上也有一碑，是清代咸豐年間的，是村民為一老婦立的德行碑，文有這么幾句：“人有與千金而不悅者，亦有被微惠而不忘者，何也？視其與者心誠與不誠。誠則不忘報。”“施恩無念，知恩圖報，積而能聚，厥后克昌”。也許能啟迪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