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太宗李世民參與修撰史書，很多人想到的是其三番四次向史官索觀初唐起居注、從而干預史官編修國史的丑事。誠然，骨肉相殘的玄武門事件使李世民背上了無比沉重的道德包袱，也使他終極一生都不能擺脫該事件留下的心理陰影。但本文說的卻不是這個，而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所謂二十四史，即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被歷朝歷代納為正統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又稱“正史”。

“正史”之名，始見于《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欽定“二十四史”為“正史”，即未經皇帝批準，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是我國文化遺產寶庫中的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它的規模巨大，卷帙浩繁，計3213卷，約4000萬字，編寫始自公元前二世紀，即西漢武帝劉徹時代，到清朝乾隆時代為止，整個編寫過程長達一千九百多年，用統一的體裁，比較系統、完整地記錄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幾千年的歷史，在世界上是極其罕見的。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屬于私修史書，書的作者是誰，那是清清楚楚。

可是，后面的大多數官修史書都是由“宰臣”監修，書成之后，由“宰臣”領銜呈送給皇帝過目，因此，“宰臣”就儼然成為了這部書的作者。

實際上，這些“宰臣”中，有的根本就沒為自己所監修的書寫過一字一語，比如說后晉的劉昫、元朝的脫脫等，但他們的身份，使他們分別成為了所監修的《舊唐書》、《宋史》、《遼史》、《金史》的作者。不過，象劉昫、脫脫這類人還是屬于少數，大多數監修者在修史過程中都有參與了撰寫的比如說《隋書》的監修人魏征，就在《隋書》中撰寫了大量史論，這些史論，在書中都標有“魏征曰”的字樣，歷歷可考。

其實，除了《隋書》，其余的《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也都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時代修成(此六部官修史書和《南史》《北史》兩部私修史書合稱“唐初八史”)，這六部史書的監修人都參與了撰寫。

令人驚詫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還參與了《晉書》的修撰！

舊版的《晉書》都會特別題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這也使得《晉書》在同類史書中的地位高出了若干倍。

《晉書》記載的歷史上起三國司馬懿時期，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廢晉帝自立。參與編寫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執筆者有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李懷儼等。

之所以會題上“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是因為書修成之后，房玄齡領銜呈送給李世民過目，李世民逐篇閱讀，感觸良多，分別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

所以，《晉書》便題為“御撰”，也就是說皇帝也參與了修撰。這里有一個問題，《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都是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為什么李世民獨獨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晉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但它的統一卻是如此的短暫，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有宏偉的治國抱負，于是對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了深入探索。

李世民在他撰寫的史論中，鮮明地指出了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的種種缺點。

由此可見，李世民所以能成為千古一帝，那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