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來說，貿易始終沒有占據經濟活動的主要地位，農民的集市貿易主要是小范圍地交換生活必需品。中國古代社會最主要的財富來源不是貿易，而是土地。因此，城市在中國古代社會并不十分重要，尤其在早期夏商周時代。這兩種不同的財富來源首先造成對金銀等貴金屬的不同態度。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對玉石的重視程度超過對金銀的重視程度，而玉石并非用來做貿易中介物的。其次，沒有發達的貿易，自然也就缺乏作為貿易中心的城市，自然也就不會在城市中聚集大量的金銀財富。所以，以一個小型城市遺址擁有金銀財寶數量的標準，來判斷中國古代的文明，并不十分適用。即便是殷墟，青銅器等物品的出現，也不是在一個城市里，而是在一個墓葬中。

在中國的考古發現中，有一個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從年代上說，二里頭文化屬于夏朝。與地中海的各種“文明”相比，中國人只將二里頭稱作“文化”。但是，地中海的每一個“文明”遺址，所能擁有的人口，都只有幾千人的規模，而“二里頭文化”的規模估算可容納十五萬人左右，有的估算更高。與古希臘的“城邦文明”相比，“二里頭文化”才像一個真正的城市或都城。中國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之所以至今都沒有宣布“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朝的都城，主要原因是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學的影響——在二里頭沒有發現大量的貴金屬。

對于“二里頭文化”的性質判定，我們應該拋開西方考古學形成于地中海考古的結論。否則，我們對于中國遠古時期的歷史證據，只能寄希望于秦始皇之類暴君的出現，才有可能出現財富高度的不合理集中，也才有可能被今天的西方考古學理論所接受。而對于堯舜這樣的“賢君”，對于那些沒有橫征暴斂的古代“圣賢”，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從西方考古理論那里得到金銀財寶上的考古證實。但是，事實上，中國人工栽培水稻已經有1萬年的歷史，最早的絲織品也有7000年的歷史，而且，我們還不知道中國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重視金銀等貴金屬，也許夏朝人真的“視金銀為糞土”呢？

總而言之，西方考古學理論的某些論斷，其產生的背景是地中海的城邦貿易經濟，而這種經濟模式在中國古代并不存在，因此，這一論斷也不應該簡單套用于中國古代考古。換句話說，尋找或確認夏朝的都城，不能完全借助西方的考古學理論。至于“二里頭文化”能否就判定為夏朝的都城，還是讓真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下結論吧。

夏朝(約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復雜酋邦形式的國家。那么夏朝是如何滅亡的呢？根據史書記載，夏朝是禹的兒子啟建立的國家。夏禹傳子代替了以前的禪讓制度，由禪讓制變成王位的世襲制。夏朝共傳14代，17王(一說13代、16王，主要是存在太康失政的問題)，400多年，后為商朝所滅。

夏朝延續了400多年，到夏桀姒履癸統治時，已是危機四伏。他寵信王后妺喜，重用嬖臣，殘殺忠臣關龍逄，并對民眾及所屬方國、部落進行殘酷的壓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與反對。《竹書紀年》記載，夏桀“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通鑒外紀》記載：“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陽，說：“天上有太陽，正像我有百姓一樣，太陽會滅亡嗎？太陽滅亡，我才會滅亡”。民眾憤慨地詛咒他：“時日易喪，予偕女皆亡(太陽啊你什么時候要滅亡，我們愿意跟你一起滅亡)”。在夏朝逐漸衰落的過程中，在黃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漸強盛起來。商湯繼位后，將部族統治中心遷到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東南)，并積極籌措攻夏立國的計劃。

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興兵伐夏，在戰前他舉行了隆重的誓師儀式，《尚書·序》記載：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誓師后商湯選良車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聯合各方國軍隊，采取戰略大迂回，繞道至夏都以西突襲夏都，夏桀倉促應戰，西出拒湯，同商湯軍在鳴條展開決戰。決戰中商湯軍奮勇作戰，一舉擊敗了夏桀的主力部隊，夏桀敗退后歸依于屬國三朡(今山東省定陶縣東一帶)。商湯乘勝攻滅了三朡，夏桀率少數殘部逃往南巢(今安徽省巢湖市)，不久病死。商湯回師西亳(今河南省偃師市西)，召開了眾多諸侯參加的“景亳之命”大會，得到3000諸侯的擁護，取得了天下之主地位，夏朝正式宣告滅亡。

夏朝的存在以及滅亡，是考古界的一大問題，不管真相怎樣，我們還是需要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去下結論的。希望歷史的真相早日被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