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在人們眼中一直都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國家，不僅是因為那里獨特的地理環境，更重要的是歷史。在那里曾經存在一個叫象雄的王朝，這個王朝雖沒有太多的歷史記載，卻留下了一幅幅神秘的巖畫。

旅行者們都將阿里作為西藏的終極目的地，但他們并不知曉阿里還是西藏巖畫發現最早、數量最多的地區。上世紀之初，就有西方探險家在那片荒涼如“月球景觀”的高寒之地發現過眾多巖畫。1900年，斯文？赫定在《亞洲腹地旅行記》里記述了“雕刻著幾個拿弓的獵夫追趕著羚羊”的圖像。1907年，奧古斯特？弗蘭克發表了他對阿里和拉達克地區巖畫的臨摹手稿。1937年，圖齊在《穿越喜馬拉雅》一書中提到在拉達克、西藏西部、后藏及東部都發現在巖石上雕刻的“大角野山羊，還有騎在馬背上的人，進行戰斗的武士，晚期還有塔的雕刻物。”

弗蘭克和圖齊還是最早注意到阿里巖畫與印度河上游巖畫具有相似性的研究者。他們都認為，從印度河上游的拉達克到巴基斯坦北部分布的大量古老巖畫，與阿里巖畫在內容和風格上都有明顯的一致性。而且，從阿里日土縣的班公湖向西北沿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直至巴基斯坦北部的吉爾吉特，是西藏西部巖畫的主要分布區。這對于探尋西藏阿里巖畫的文化地理意義，無疑是一種有益的提示。

1950年之后，西藏巖畫的發現研究進入了中國主掌話語權的時期。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極少有人知道西藏巖畫的情況。直到1985年的秋天，參加了當年西藏西部考古調查的攝影師梁寶成，向我提到他們在阿里日土縣發現了三處巖畫點，調查成果于1987年發表在《文物》上，那是由考古學者張建林等人撰寫的《西藏日土縣古代巖畫調查簡報》、《日土巖畫的初步研究》兩篇文章，這才第一次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西藏高原的最西端。

后來我讀到作家馬麗華的《巖畫的故事》，發現她所描述在古象雄故地的藏北尼瑪縣發現的加林山巖畫，與阿里巖畫有一脈相承的特點。1991年，我又聽馬麗華提到“齊吾普”這個阿里班公湖北岸的巖畫地名。

我終于在1992年踏上了西行之旅，開始了為期數年的西部巖畫調查。多年野外的艱辛換來了豐厚的成果：在阿里的日土、革吉、改則、札達等縣，我們發現了20多處巖畫，此外還有張建林、布賴查、頓珠拉杰等在阿里調查發現的多處巖畫。據不完全統計，阿里地區發現的巖畫已超過30個地點，記錄的單體圖像有數千個，阿里北部的日土縣是巖畫最為密集的地區。

西藏發現的古代巖畫一般認為可以分為早、晚兩個時期，早期巖畫屬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早期金屬時期(大約距今3000～2000年)，晚期巖畫一般被認為是佛教傳入西藏之后的遺存。研究西藏歷史的學者一般都認為，所謂早期金屬時期這個時代概念，正好與西藏歷史上的象雄時代大致吻合，而阿里巖畫從圖像內容和制作方法上分析，大多都屬于西藏的早期巖畫。

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象雄作為部落聯盟就已雄踞西部高原，它代表著比吐蕃時期更早的一個本土文化時期。把象雄作為區域性文化的代名詞，則是因為象雄是西藏本土古老宗教本教的最早流行區。而沃摩隆仁這個聽起來遙不可及、且在當今藏、漢文獻中都難以準確明證的地名，則是古老本教的發祥地，在佛教傳入之前，它無疑具有西藏本土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性。

當然，還有研究認為，象雄有更為古老的象雄文和象雄語，象雄代表著遠古游牧文明的實體。不過說到古象雄的地域，我曾經請教過多位研究古象雄的藏族專家，都說古象雄還有里象雄、中象雄和外象雄之分，古象雄的中心區域正是今天的阿里地區，而在阿里北部的日土縣，從西端的班公湖向西與印度河上游流域的巖畫區連成了一個東西向的條形分布帶。日土巖畫向東則與革吉、改則等藏北羌塘各縣的巖畫也連接成了一個條形的延伸分布區。

這樣一個東西向的條形巖畫分布帶，正好與橫貫藏北高原的班公錯—怒江斷裂帶基本重合，在地理特征上，這是一個連綿不斷的寬谷湖盆區，它使高原部落的東西向流動遷移有了暢通無阻的通道，千年來制作巖畫的活動和那些制作巖畫的人群沿此地形留下了呈條形分布的巖畫遺存區，或許可以讓我們窺見昔日象雄部落的些許身影。

誰都沒有想到在這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存在著這樣令人震驚的古跡，在人們眼中這些巖畫不僅是一幅幅絕美的作品，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者。他用那飽經滄桑的面容訴說著那段歷史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