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老宅規模有多大？

曹家老宅究竟有多大呢？黃強表示，曹寅任職時，深得康熙皇帝寵信，康熙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負責接駕，并住在曹家。曹家可以作為皇帝的行宮，僅從這一點上就可以推測曹家的地盤有多大，其奢華程度怎樣了。

但是在曹上報的奏折中，對于家產、田地的說明，并不多。不過，也可以從其他方面來印證曹家老宅的經濟規模。首先是房屋數量與居住人口。曹家三任江南織造，是其鼎盛時期，生活奢華，人口眾多。隋赫德上報《細查曹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折》中說：曹家到雍正五年(1727年)底被查抄時，尚有“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共十九萬頃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價及當票百余張外，并無別項，與總督所查冊內仿佛。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銀，連本利共計三萬二千余兩。”

根據這段文字的記錄，在曹家頹敗，被治罪的時候，曹家尚有19萬頃的土地，住房483間，人口140口，以及別人所欠曹家的債務32000多兩銀子。

黃強表示，大致上江寧織造府的結構分為三路，“東路是辦公的衙署，深達六進;中路是住家的府第，有內宅五進;西路則是戲臺、射圃和花園。”織造府的西園簡稱西花園，內有西池、西堂、西軒、楝亭、鵲玉亭、鵲玉軒等景點。西園中的楝亭是曹家會客廳，是曹家結交社會名流的重要場所。因為康熙皇帝南巡，住在織造府內，為了使織造府符合行宮的要求，曹寅花了大量的金錢來修飾、布置江寧織造府。

1984年8月，在南京發現了曹家任職江寧織造時的花園遺址，南京市文管會考古隊在大行宮小學東南角地下發現一些完整的假山基石和太湖石，還“出土了胭脂紅、深綠、藍靛色染料和黃蠟、花盆、碗碟的碎瓷片，其中有的碗碟底部燒有‘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清雍正年制’字樣，以及五爪蟠龍筒瓦等。有關專家分析，認為此系江寧織造府西園遺址所在。”

曹家的收入和虧空

支撐如此巨大的宅院，江寧織造府邸，乃至成為皇帝南巡的行宮，必須有巨大的經濟收入，否則難以維持。那么曹家的經濟收入情況又是如何的呢？

黃強表示，康熙十六年(1677年)，曹璽支取的俸祿是130兩，拿的是正三品的薪餉，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就被康熙加賞為正一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閏四月，曹寅加正三品的通政使司通政使銜，俸祿130兩。一百多兩的俸祿，在當時社會不算低了，依照當時的物價指數，應該是進入高收入階層了，但是即便是這樣的官俸，也難以置辦曹家老宅，更不要說維持曹家奢華的生活了。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在南京到香林寺上香，曹寅從秣陵與和州兩處購買了420畝土地，施舍給該寺，作為香火田，購置的費用是曹寅出的。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到揚州，其三汊河的行宮，又是曹寅自掏腰包興建的，曹寅、李煦各出了2萬兩。不說曹家老宅(江寧織造府)的修建需要多少銀子，單是這420畝的香火田，金額一定不少。至于揚州三汊河皇帝行宮，4萬兩費用就更為可觀。曹寅哪里有那么多的銀子？他的俸祿是遠遠不夠的。

曹家幾任官員，玩的是用官家銀子補貼自己的游戲。曹寅臨終時，虧空了32萬和26萬多兩的兩筆銀子。不同的是，他們的虧空得到了主子皇帝的默許，康熙皇帝就允許蘇州織造李煦以代理鹽務的收入協助曹逐步退賠。

由此可見，曹家維持巨大經濟支出的收益，不是官俸，而是鹽務收入，即清代官員官俸收入以外的“耗羨”，通俗話說就是撈外快。

黃進德先生考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李煦為曹家代管鹽差，任滿時上報耗羨所得為586000兩銀子之巨，同時期的廣東全省的耗羨不過156000兩，曹家一家管理鹽務撈的外快收入是廣東一省的3.7倍。皇帝南巡，大體遵循這樣的原則，費用由內務府供辦開支，江寧、蘇州、杭州三地織造是內務府的直屬機構，其官員多由皇帝親信擔任，皇帝巡視江南的接駕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織造身上。接駕費用名義上由織造出，實際上還是向內務府報銷的，用的是皇帝的錢，辦皇帝的事，其花費也就鋪張起來，總支出自然不得少。皇帝與內務府也知道內情，對于曹寅用織造府銀子、鹽政銀子來沖抵也是認同的。

曹家在南京的住房有13處

對于曹雪芹的故居、房產，紅學家普遍認同的有兩處，一是南京，二是北京。黃強表示，根據吳新雷先生的考察，曹家在南京的住房有13處。除了大行宮與隨園外，吳新雷認為有一處在丹鳳街小學。

1975年初，南京博物院考古人員在南京佛心橋37號院內發現“香林寺廟產碑”，立碑的年代是清嘉慶三年(1798年)九月。碑文記載：“前織造部堂曹大人買施秣陵關田二百七十余畝，和州田地一百五十余畝。”這前織造部堂曹大人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這表明曹雪芹家是香林寺最大的施主。一次施舍寺院420畝土地，可見曹家的經濟實力之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