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人的著作中明確記載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受“重傷”，并受到明將袁崇煥的譏諷。

據史料，1626年，68歲的努爾哈赤親率6萬大軍(號稱14萬)南征，一路勢如破竹，不戰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臨寧遠城下。明朝寧遠城守將袁崇煥嚴詞拒絕努爾哈赤的招降，親率兵民萬人頑強守城。他們在寧遠城上架設了11門紅衣大炮(按：本為紅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忌諱“夷”字，故稱紅衣大炮)，隨時準備迎接來犯之敵。

這種紅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閻崇年研究員認為，這種紅衣大炮為英國制造的早期加農炮，炮身長、管壁厚、射程遠、威力大，特別是擊殺密集騎兵具有強大火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

紅衣大炮在寧遠之戰中確實發揮了它的極大威力。據史料記載，后金軍隊的攻城行動在明軍猛烈炮火的攻擊下嚴重受挫。寧遠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橫飛，尸積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軍隊便撤兵而去。在威力極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擊的情況下，作為后金大軍統帥而親臨城下督戰的努爾哈赤有沒有受傷呢？對此，明朝和后金的史書中均無明確記載。資深澳門歷史研究者金國平和吳志良兩位先生在合寫的《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一文中認為，由于對明軍使用的新式火器毫無精神準備，寧遠之戰中努爾哈赤受傷的可能性極大。

經過潛心研究，金國平和吳志良終于從朝鮮人李星齡所著的《春坡堂日月錄》中找到了一條明確記載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受“重傷”的珍貴史料。據該書記載，朝鮮譯官韓瑗隨使團來明時，碰巧與袁崇煥相見，袁很喜歡他，寧遠之戰時曾把他帶在身邊，于是韓瑗得以親眼目擊這次戰役的全過程。寧遠戰事結束后，袁崇煥曾經派遣使臣帶著禮物前往后金營寨向努爾哈赤“致歉”(實為冷言譏諷)，說“老將(按：指努爾哈赤)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于小子(按：指袁崇煥)，豈其數耶！”努爾哈赤“先已重傷”，這時備好禮物和名馬回謝，請求約定再戰的日期，最后終于“因懣恚而斃”。這條史料明確記載努爾哈赤是在寧遠之戰中受了“重傷”，并由于寧遠兵敗，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創傷，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體和精神受到雙重創傷的情況下，這位沙場老將終于郁郁而終。

明朝史籍記載，明朝軍隊曾炮斃一個“大頭目”，專家分析這個“大頭目”就是努爾哈赤。由此再反觀明朝史籍，其中有關寧遠戰事的某些記載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釋。《明熹宗實錄》記載，明朝兵部尚書王永光奏稱，在寧遠之戰中，明朝軍隊前后傷敵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薊遼經略高第則奏報，在后金軍隊攻城時，明朝軍隊曾炮斃一個“大頭目”，敵人用紅布將這個人包裹起來抬走了，還一邊走一邊放聲大哭。明人張岱在其所著的《石匱書后集·袁崇煥列傳》中記載，紅夷大炮打死敵人不計其數，還擊中了“黃龍幕”，傷一“裨王”。敵軍認為出師不利，用皮革裹著尸體，一路號哭著撤退了。金國平和吳志良據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頭目”、“裨王”即為努爾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書提及努爾哈赤之死時，都說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則往往諱莫如深。對此，金國平和吳志良的分析是，努爾哈赤在寧遠攻城戰中中炮受傷，隨后又受了袁崇煥這個“小子”的冷言譏諷，回到沈陽后一直耿耿于懷，怒火中燒，導致傷口惡化，后來前往清河洗湯浴，致使傷口進一步惡化，終于并發癥而死。炮傷是努爾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開國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為固軍心，隱瞞、遲報主將傷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慣伎。因此，可以大膽推斷，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受傷后致死。在沒有新資料以前，這一點似乎可為定論。

正在人們對努爾哈赤之死不再提出異議時，清史專家李鴻彬在《滿族崛起與清帝國建立》一書中，卻對努爾哈赤炮傷而死論者的關鍵證據《春坡堂日月錄》提出了質疑。

疑點一：既然朝鮮譯官韓瑗都知道努爾哈赤“先已重傷”，那么守衛寧遠的最高統帥袁崇煥就應更加清楚，何況袁崇煥還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營中察看過呢。如果努爾哈赤確實身負“重傷”，這當然是袁崇煥的特大功勞，也是明軍的重大勝利，不僅袁崇煥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將對此事大書特書，以便激勵軍民的士氣。但是，無論是袁崇煥本人報告寧遠大捷的折奏，還是朝廷表彰袁崇煥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賀袁崇煥寧遠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爾哈赤受傷之事。

疑點二：努爾哈赤戰敗于寧遠，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間八個多月。從大量史料記載看，在這八個多月中，努爾哈赤并沒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車，試演火器”，并且到“遠邊射獵，挑選披甲”，積極準備再進攻寧遠，以復前仇。四月，親率大軍，征蒙古喀爾喀，“進略西拉木輪，獲其牲畜”。五月，毛文龍進攻鞍山，后方吃緊，這才回師沈陽。六月，蒙古科爾沁部的鄂巴洪臺吉來朝，他親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傷”之人。

因此，李鴻彬認為，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有沒有身受“重傷”，是不是“懣恚而斃”，很值得懷疑。

那么他的真實死亡原因是什么呢？我們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