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關羽，人們腦海便會浮現他那赤面長髯、鳳目蠶眉、身披金甲、威風凜凜的形象。明清以來，隨著關廟升格為武廟，關羽也成為武圣，與大成至圣先師孔老夫子的文廟相提并論，分享文武二圣的至上殊榮。殊不知，關羽之所以成圣，乃封建帝王出于籠絡人心，維護皇權統治而刻意樹立的一個道德楷模。

歷史上的關羽并非是武功蓋世的超人。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忠于異姓兄長劉備，所謂“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歷史上的關羽還是一個戰功卓著的名將，過五關斬六將雖出自小說家語，但斬顏良是有史可證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擁兵百萬南征荊州、窮追劉備，關羽奉命率劉琦水軍，濟渡亡命中的劉備，后與周瑜聯軍，埋伏華容，狙擊敗退的曹軍，隨之輔佐劉備收江南諸郡，以功拜為襄陽太守，駐軍江北。劉備征蜀，關羽鎮守荊州，使東吳不敢下手。建安二十四年(219)，他敗曹仁，水淹七軍，于禁為降，計斬龐德，威震華夏。但他剛愎自用，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大意失荊州，本人也被吳將呂蒙擒獲、遇害。可見歷史上的關羽并非完人，那么為什么會受到民間的普遍尊奉呢？

翻開清人阮葵生的《茶余客話》，在《仁義之氣常存》一條中說：“蓋當時之祀虛侯，亦今日之關廟，后重伍子胥、程嬰、杵臼及項羽，皆祭遍海內，古今來取義成仁之士，其身雖死，其氣常存。”指出“仁義之氣”是關羽受到人們頂禮的原因所在。

那么，關羽被神化始于何代呢？《全唐文》收入了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董侹的《重修玉泉關廟記》一文，知中唐已有關廟，關羽已被崇拜。南宋偏安一隅，使三國封建正統史觀由原先的帝魏寇蜀改為帝蜀寇魏，而忠心輔佐劉備的關羽隨著政治價值的提高，神化色彩更為濃烈了。這種風氣遺留至元，據《元史·祭祀志》記載，宮廷做佛事時伴有“抬舁監壇漢關羽神轎”，既有神轎，必有坐在轎內的關羽偶像，它也許是從關廟里請出來的關羽神像。這是關羽神化正式見于正史的最早記載，隨后《明史》也有相同的記載。甚至出帝王敕封，這是封建統治者借以宣揚忠義思想，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將能像關羽那樣盡忠義于君王，獻勇武于社稷。

明孝宗時，庸愚子(蔣大器)為《三國演義》作序指出：“關張之義，尤宜尚也。”經過羅貫中藝術加工的關羽形象正是忠義思想的化身，它因投合封建統治者加強思想控制而大走紅運。如萬歷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時，將其神位晉級為“協天護國忠義帝”，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敕封令下，“關帝廟宇遍海宇，一村一社處處有之，雖塞垣邊障，祠宇亦多”，甚至此風刮進宮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宮中豎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

清代推崇關羽更是賣力，究其原因，似與清之立國有關。清太祖努爾哈赤是個《三國演義》迷，從中學到不少兵法與韜略，在統一關外的戰爭中，努爾哈赤所率領的旗兵幾乎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為了神化自己，把人為的勝利因素涂上了一層神秘色彩，說成得到關羽神佑。順治九年(1652)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封為“忠義神勇關圣大帝”，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封為“靈佑忠義神武關圣大帝”。從此，關羽被抬到武圣的高度，所立的武廟與孔子的文廟比肩。

既然關羽之“義”是封建統治者吹捧出來的，為什么民間也奉行不悖呢？這當與唐宋直至明清時代的社會組織變化有關。《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關羽同劉備曾“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小說據此衍化出一系列的義舉，如桃園三結義、千里走單騎、義釋曹孟德等。清初毛宗崗更是對此推崇備至，認為關羽“報主之志堅”，“酬恩之義重”，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究其原因，與社會的深刻變化有關。

明清時期，城市無業游民與幫工日益增多，為了增強謀事的力量，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幫會。幫會的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與異姓諸家，較難純粹利用原先的血緣鄉里關系作為維系的紐帶，往往轉用江湖義氣作為團聚的手段，稱兄道弟的異姓兄弟多了，這得通過結義的形式聚會一起，就是拉幫結派或秘密會社聚眾的一種常見手段。異姓結為金蘭，即使生不同姓，居不同里，也可生死與共、親如一家。劉、關、張結盟時發出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園結義誓言，就是明清之際這種社會關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