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曹操墓考古發現，隨后引起了全國范圍內的爭論。在多個版本的“2010十大文化事件”中，曹操墓爭議都占有一席之地，可見其引起的社會關注。

2013年初在上骨骼化學分析課程時，安排的有一篇閱讀是關于人的古DNA研究。這個研究的主題是利用古DNA分析法辨認瑞典歷史上一個著名歷史人物BirgerMagnusson的遺骨，發表于Annals of Anatomy上。讀完之后頓覺這不就是瑞典版的“曹操墓”么？

爭論的主角BirgerMagnusso，瑞典貴族之后，出生年月不詳。他于1248年任職“jarl”，其地位相當于拉丁語中的earl(伯爵)或者duke(公爵)，即中國人所說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同時，由于當時的國王是他未成年的兒子Valdemar(因為其親舅舅、國王ErikEriksson死后無子嗣，他于十二歲繼承王位)，Birger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這個人實際統治瑞典近二十年，政績突出，包括制定法律、改革稅制、建成斯德哥爾摩等，并最終將瑞典建成一個現代天主教王國。

Birger1235年與國王的妹妹成婚，子嗣眾多。長子Valdemar于1250年繼承其舅舅的王位，次子Magnus于1275年從哥哥手中奪得王位，另一子Erik(被稱作Eriknobody)于1275年早逝。Birger的妻子于1254年去世，他于1261年又與孀居的丹麥王后Mechtild成婚。

據十五世紀文獻記載，這個著名的政治人物于1266年去世并被葬于Varnhem。他的第二任妻子Mechtild(1288年去世)和第三個兒子Erik與他合葬。其墓葬位于西多會修道院教堂西側的祭壇之前，教堂里有他的石雕肖像，被稱為瑞典最古老的肖像。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該教堂遭火災，Birger的墓碑在教堂重修過程中被移走，其墓葬在教堂內的具體位置從此無人知曉。

二十世紀初Varnhem擴建過程中發現一座墓葬。該墓葬于1920年被發掘，并由當時瑞典最著名的人類學家進行人骨鑒定。專家認為該墓葬中的兩具成年男性尸骨和一具成年女性尸骨分別屬于Birger、Erik和Mechtild。因此該墓葬被確認為Birger之墓。

1997年，有專家撰文質疑最初的鑒定結果，尤其是性別鑒定結果，他們認為那具被鑒定為Mechtild的遺骨實際上屬于一個男性。如此，則當初對墓葬的鑒定結論要全部被推翻。于是該墓葬于2002年被重新打開進行人骨鑒定，這次采用了人骨形態、性別、年齡、疾病以及古DNA等多種分析方法去驗證三具人骨的身份。

從親緣關系角度看，如果當初對三人身份判斷無誤，那么這兩個男性之間應該存在父子關系，而那個女性則與兩個男性無任何生物學上的關系。

最新的骨骼鑒定結果如下：三具人骨包括兩個男性和一個女性，說明最初的性別鑒定無誤。新的分析方法還獲得了更詳細的信息：女性個體去世年齡六十五歲左右，有輕微的骨質疏松癥狀(與年齡特征相符)，牙齒磨損非常輕(表明其生前食用高品質的細軟食物，社會地位應該較高)，這符合文獻記載的Mechtild的各種情況。可能是Birger的老年男性去世年齡五十五歲左右，右眉骨有一愈合的傷疤，可能與其1240年左右參與的一場戰爭有關。

可能是Erik的青年男性二十五歲左右去世，可觀察到脊柱側彎和胸骨畸形，表明其患有先天性馬凡氏綜合征(Marfan'ssyndrome)。這些特征與歷史上關于三人的記載相符。而古DNA分析結果表明兩個男性之間的父子關系并不矛盾，同時年輕男性個體與女性個體之間并不存在母系血緣關系——這些判斷進一步支持了最初對三人關系的判斷，同時也證實了該墓葬即為Birger的墓葬。

按道理說，在多重證據的支持之下這個鑒定應當是沒有疑問了。然而，此文章最后說，為了進一步確認Birger的身份，專家計劃對位于斯德哥爾摩的Birger另外兩個兒子的墓葬進行開棺分析。這幾座墓葬的記載都是明確的，DNA分析的結果能夠進一步驗證對Birger遺骨的分析結果。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講，這無疑是對真理的不懈探索。但是從倫理上講，這似乎有點過了——對歷史名人兩次開棺之后又對其多個后代繼續開棺檢測。最令人吃驚的是，文章最后說開棺申請居然已經獲批！

曹操與Birger兩人雖然時代相差千年，地域相隔萬里，其在各自歷史上的地位卻何其相似，都是權傾天下的重臣，并且其兒子都成了真正的統治者。在兩個案例中，處于爭議之中的三個人物的關系也是相似的——父親、英年早逝的兒子(在曹操墓爭論中是曹昂)以及與兒子無血緣關系的繼母，并且三個不同身份的人死亡時間順序也都是相似的(兒子，父親，最后是繼母)。如此戲劇性相似的背景，同樣的身份爭論，在中國和瑞典兩地的考古學研究中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可以看到，關于Birger身份的論證中并沒有提到隨葬品，這與當時天主教的葬俗有關。當時的背景下，墓主的身份是以墓上雕像(tombeffigy)或者昂貴的墓碑來表現的。

因此爭論的焦點和瑞典考古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于人骨遺存上。而在中國，判定曹操墓的最直接的證據是隨葬品(尤其是石牌上的刻字)，隨葬品后來也成為爭論的焦點之一。至于人骨信息，除了考古簡報上有簡單的介紹之外，并不見更多的研究。這直接反映了不同的喪葬習俗和考古學傳統。

曹操墓的保存情況十分糟糕——墓葬遭到多次盜擾。根據《考古》2010年第八期公布的材料看，出土人骨有三具，均被擾動，其中一名男性去世年齡經鑒定在六十歲左右。其余兩具人骨的性別年齡信息并未公布，然而根據官方新聞發布會的材料，這兩個個體均為女性。

也有其他渠道(包括發掘領隊的個人博客)稱兩個女性個體一為二十多歲，一為五十多歲，但不知為何未在發掘簡報中公布。這兩個女性個體的身份一直也是爭論的焦點之一，但是考古學家對此并沒有進行有力的回應。學者對此問題的回避，可能是由于鑒定信息公布的不完整，這是一種謹慎的態度。

至于另外兩具女性骨骼具體年齡信息如何，既然發掘簡報沒有公布，我想可能是因為保存狀況并不理想而無法做出具體判斷。這在人骨研究領域是很正常的——性別年齡鑒定結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骨骼保存程度。如果關鍵特征部位(如顱骨、盆骨、恥骨等)被嚴重破壞，則不可能給出詳細的鑒定結論。

業內專家都將這次轟動全國的爭議看做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的一個機會，而公眾確實也通過這個事件對考古行業有了更具體的認識。

遺憾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人骨研究，還是被忽略了。一直以來沒有專家出來給公眾介紹性別年齡鑒定的依據，鑒定結果的可靠程度多少受那些因素影響，比如，為什么不討論兩個女性的身份問題等。這導致許多反對者在性別年齡和身份問題上大做文章。

也有人提出為什么不進行古DNA分析，專家只能以技術上不成熟予以回應——這是一個無奈的事實。在當時，國內考古行業對人骨的研究重視程度確實有限，相關大專院校開設人骨研究有關課程的為數不多，從業人員更是極少。而古DNA研究在當時對于絕大多數考古專家來說，仍然是一個聽起來熟悉但是研究中十分陌生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