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象里的絲綢之路是一幅“馱著絲綢的駱駝商隊在塵土飛揚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國與羅馬之間絡繹不絕”的繁忙景象，那么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芮樂偉·韓森(ValerieHansen)所著《絲綢之路新史》里的“絲綢之路”，肯定會讓你驚訝不已。在這本書里，韓森通過大量驚人的考古發現，徹底改變了世界對這條商路的慣常理解。她試圖告訴讀者，從來沒有一條單一的連續的絲綢之路，有的只是東西方之間的一連串市場：“中國和羅馬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貿易活動，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區的居民。絲綢并不是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國發明的紙張對歐洲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而金屬、香料和玻璃與絲綢一樣重要。相比之下，這些商路上傳播的思想、技術和藝術圖案具有更大的意義。”

在出版《絲綢之路新史》之前，作為著名漢學家，韓森著有《開放的帝國：1800年之前的中國》《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等漢學專著。公元前39年，敦煌以東64公里的懸泉，四名粟特(今撒馬爾罕一帶)使節向中國官員申訴，說賣的駱駝價錢太低了。在絲路往來的高峰時期，粟特人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來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絲路北道的吐魯番，從事各種職業，包括農民、客棧老板、獸醫、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節堅稱中國官員支付的是又瘦又黃的駱駝價，可他們交付的是更貴的、又白又肥的駱駝。這些粟特使節對市場價格了如指掌，當價格低于預期時，他們對申訴系統有足夠的自信。他們還抱怨稱，作為持有有效證件的使節，本來覺得自己在絲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費食宿，可到頭來還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飯錢。申訴歸申訴，抱怨歸抱怨，敦煌官員堅持認為：“粟特人已經得到了合理的報償。”

這一次糾紛被載入了“文書”。將研究核心聚焦于“文書”，正是韓森有別于其他絲綢之路學者的最大不同。“這些文書先被遺棄，爾后被偶然發現。其獨特性在于它們出自社會各階層之手，而不僅僅是來自受過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權者。這些文書并非有意識的歷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傳后世。”韓森認為，這些文書常常能為我們展示一個非常鮮活的過去，具有私人性、確鑿性、軼聞性和隨機性，“沒有什么比從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價值，因為這些信息從未被篡改過”。

文書里保存著各種各樣的細節，展現了一個完整的世界。韓森通過對這些文書的研究，有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發現。她認為，絲綢之路其實是一系列變動不定的小路和無標示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幾乎總是需要向導引導，路上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這些蜿蜒的小路在綠洲城市中交會，途經沿塔克拉瑪干沙漠而建的半獨立城市國家。其統治者—無論是獨立的還是在中國治下的—都會監管貿易、購買貨物、提供服務。一旦貿易穿過無人管理的地區進入這些綠洲，就會被高度管控起來。

漢朝和唐朝在中亞駐軍時，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在唐朝，當中央政府鑄造不出與其開銷等價的銅錢時，絲綢便有了另一種重要功能。當時的政府承認三種通貨：銅錢、谷物和絲綢。因為貨幣短缺經常發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爛，因此很多貿易是用成匹的絲綢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區的軍餉也是絲綢，因此絲綢在西域得以廣泛流通。

韓森挑戰了人們對這個中亞十字路口的慣常描述。她發現當地居民主要處于維持生計和以物易物的狀態，而非從事大規模的長途貿易;她發現在絲綢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國軍隊，而非商人。士兵在當地市場購物時，絲路貿易便興盛起來;當國內叛亂威脅到皇帝使他不得不召回軍隊時，貿易便急劇衰落。

“絲綢之路”這個議題自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在上上個世紀提出后，已有百多年歷史。在《絲綢之路新史》中，韓森旅行的順序分別是樓蘭、庫車(龜茲)、吐魯番(高昌)、撒馬爾干、長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闐)。韓森選擇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點：絲綢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樣，是一條古已有之的貿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