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秦皇漢武經(jīng)常被相提并論，他們同樣雄才大略、功勛卓著，卻遭遇了迥然相異的歷史命運：秦始皇建立的強大王朝速興速亡，享國僅僅十四年余，而在漢武帝時期奠定堅實基礎(chǔ)的漢王朝卻綿延四百余年。這一鮮明對照不能不引發(fā)我們的關(guān)注和思考，驅(qū)使我們進一步去探索有關(guān)秦漢皇權(quán)政治的若干問題。日本著名學者西嶋定生在其論作《皇帝支配の成立》一文中曾就皇帝號問題發(fā)表了意見。他將秦始皇所定之“皇帝”號解釋為“煌煌上帝”，指出秦始皇自認為是“神格者”。而西漢中期，隨著儒學地位的逐步提高，經(jīng)由儒生提出的“天子觀”的轉(zhuǎn)化，皇帝的性質(zhì)被定義為天子，也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者，是人而不是神。這一觀點在研究中國古代皇帝制度方面頗具影響力，同時也對我們認識秦皇漢武皇權(quán)之治的特征及異同問題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

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曾經(jīng)講：“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秦始皇羨慕神仙，自稱“真人”，可見其自視為天神之定位，而這也導致他不同尋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秦初并天下，秦始皇得意于自己“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的平定天下、安定海內(nèi)的功德和威風，認為自己德高三皇，功過五帝，指出“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要求群臣為其議帝號，并最終確定皇帝尊號以稱頌自己亙古未有的尊貴地位及所創(chuàng)下的宏偉功業(yè)。秦始皇所確立的皇帝尊號自古未有，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稱謂，而實為涉及帝王觀念和深層價值認同的重大問題。此外，秦始皇又提出要廢除“子議父，臣議君”的謚法，也就是皇帝生前死后，臣下均不能評價、議論其政績得失。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裴骃《集解》注曰：(謚法)“周公所作。”始于西周時期，已經(jīng)因襲數(shù)百年之久的謚法制度，至秦時廢止。秦始皇將自己定格為無人能及的天神身份，想要打破舊制傳統(tǒng)，標榜個人權(quán)勢的思想一覽無余。

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秦廢止的謚法制度在漢初即恢復舊制。漢朝的歷代皇帝均有謚號，據(jù)《漢書·惠帝紀》引顏師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漢代皇帝自惠帝起，謚號中皆帶“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這說明劉姓皇族希望家族后人能夠效法并繼承父祖之志，世代沿襲慈惠孝親的傳統(tǒng)，以保劉姓皇統(tǒng)的永久延續(xù)。漢代崇尚“孝德”，倡導孝治，看重傳統(tǒng)的因循和傳揚，這是漢代將皇帝定位于人，而不是神的一個明證。即便是熱衷于開疆拓土、征伐四方、功勛赫赫的漢武帝，也注重推奉儒學孝治。他不僅表彰六經(jīng)，興建太學，修郊祀，改正朔，而且重視利用“三老”“孝悌”“力田”等社會基層官吏宣揚儒家禮法，推行鄉(xiāng)里教化。武帝即位之初，就曾下詔曰，“古之立教，鄉(xiāng)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漢書·武帝紀》)強調(diào)孝順老者是自古以來的道德標準，而扶正社會風氣，引導百姓行為，最好的辦法莫過于注重孝德。武帝多次下令嘉獎賞賜“孝悌”“力田”，并給予年高者、鰥寡孤獨以及缺衣少食者賜帛絮、米糧的撫恤。相對于秦的短命，有漢一代享國長久，由漢代皇帝自身“真命天子”之定位而形成的帝王觀念和制度設計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應是不言而喻的。

與漢代崇尚孝治不同，秦崇奉法治，出于對權(quán)力、法規(guī)、秩序的極致追求，秦多采用商韓之術(shù)，以霸道治天下。筆者曾經(jīng)考察了根植于秦文化深層的核心價值觀念“威德”與秦之興亡間的互動關(guān)系。指出“威德”實際具有兩層含義：一為秦始皇兼并六國、統(tǒng)一天下的開拓之功，及其所表現(xiàn)出的令海內(nèi)折服的威風、威武、氣勢及震懾力;一為秦始皇治理天下時所采取的尚威嚴法、多欲寡恩的暴虐政治。然而“威德”之于秦有著正反兩方面意義，秦因“威德”而得天下，也因“威德”而失天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威德”之所以成為秦政之重要特征，實際也與秦始皇自身天神的定位息息相關(guān)。也就是說，正是由于秦始皇對自己天神身份的認同，導致其行為不受任何約束，這既給他帶來千秋功勛，也造成了他的極速衰亡。代秦而起的西漢王朝，正是在反思和批判秦弊的基礎(chǔ)上，一反秦之“威德”，推崇“孝德”，倡導孝治的，由此，秦漢皇權(quán)之異同一目了然。

此外，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還曾多次巡行各地，“示強威，服海內(nèi)”，朝岳觀海，刻石立碑，歌頌秦德。如觀其刻石立碑的碑文內(nèi)容，其中充斥的盡是“皇帝之德，存定四極”“六合之內(nèi)，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威燀旁達，莫不賓服”“武威旁暢，振動四極”“日月所照，莫不賓服”“威震四海”“威服海內(nèi)”等對秦始皇威震天下、舉世無雙地位大力宣揚的語句，由此可見始皇對其作為天下之主宰身份的看重和強調(diào)。而其后秦始皇營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的規(guī)模宏大的阿房宮，以及“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的象征銀河星際的天橋，都從不同側(cè)面體現(xiàn)出秦始皇將自己定位于天神之身份，想要顯揚自己無人能及尊貴地位的一種欲望。也正是由于秦始皇所獨有的思維方式，導致其權(quán)力欲的無限膨脹。他不僅“樂以刑殺為威”，而且獨攬一切權(quán)力，獨斷各種事務，“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秦代官僚體系也多由訓練有素、唯命是從的“文法吏”來聽事任職。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可見當時以法家文吏為主體組成的官僚體系完全是一個順從旨意、聽之任之的簡單執(zhí)行體系。這種體系雖然滿足了秦始皇為所欲為，強調(diào)皇帝意志高于一切的心理欲求，但其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深刻證明了這種體系缺乏彈性，缺失對皇權(quán)進行調(diào)節(jié)的糾偏和反饋機制的嚴重癥結(jié)所在。

漢儒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導致了從秦政到漢政的深刻變遷，從秦之尚“威”到漢之崇“孝”即是明證。特別是西漢中期以來，漢武帝采納碩儒董仲舒的建議將儒學定為一尊，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占據(jù)主導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而“少治春秋”的董仲舒，在否定秦政重威嚴法，拋棄仁義德治的為政方式基礎(chǔ)上，結(jié)合各家學說，建立了一套以天人關(guān)系為中心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在強調(diào)君權(quán)至上的同時，又提出了“天人感應”和“天子受命于天”的理念。也就是將“天”置于君主之上，天會對人間天子進行監(jiān)督，如若天子為政不仁無道，有違天意，那么天將會降災對其進行警戒，甚至會剝奪其天命。董仲舒提出的“災異譴告”理論也成為西漢中期在漢廷中躍居重要地位的儒學士大夫上疏陳事，匡正皇帝過失的有力憑借。與秦之“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和“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的狀況對比，漢儒的“災異譴告”理論在突顯天對天子所具有的權(quán)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皇權(quán)的同時，也起到了維系和鞏固皇權(quán)的作用，實際也構(gòu)成了漢政與秦政之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