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戰之際和戰爭之中，李鴻章和光緒皇帝是兩個關聯密切并可資比較的重要人物。李鴻章是清方參與決策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軍隊的實力派要員;而光緒皇帝，正在“親政”期間，是有一定“實權”的時候，在指揮戰爭、掌控全局方面也試圖有所作為。

戰爭正式打響的前夕，面對日方咄咄逼人、戰事似已不可避免的形勢，光緒皇帝的主戰態度是比較堅決的，屢催身膺重寄、統帥淮軍和北洋軍隊的李鴻章積極籌劃，應對戰事。7月16日，又通過軍機處電寄李鴻章這樣一道諭旨：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凜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這道諭旨的口氣，就可以品出光緒皇帝對李鴻章的督責之切和對他戰備不力、“徒事延宕”的不滿。的確，李鴻章是實在不希望打起仗來。要說，在戰前可能的條件下，就清朝方面而言，盡量爭取化解矛盾、避免戰爭是應該的。為此，李鴻章主張中日雙方同時從日本撤軍，這自然是合理的。這一點若能落實，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應。隨后，李鴻章又傾向于清朝單方面從朝鮮撤軍，但光緒皇帝明確否定，在給李鴻章的諭旨中說：“彼頓兵不動，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將來進剿，徒勞往返，屬殊非計。”② 既然光緒皇帝有此指令，清朝單方面撤軍的設想也就不能落實。問題是若實行清朝單方面撤軍是否可取。有資深的研究者是持肯定態度的，認為：“如果中國在雙方撤軍談判失敗的情況下，宣布根據朝鮮政府的要求(當時朝鮮有這種要求——引者)而單方面撤軍，未始不是切實可行的措施。因為日本當時已經在外交上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國軍隊一旦撤離朝境，那末，它不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軍拖住的陰謀必然破產……所以，在此階段中，李鴻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見得全錯，是無可厚非的。”當然，同時也指出了他認識上的缺陷：“問題是他未能洞察奸謀，及早采取相應的策略。果真如此的話，日本盡管還會玩弄各種花招，但要想急于挑起釁端則勢所難能了。”應該說這是很有道理的。

李鴻章

對于以牙還牙地抗御日本方面來說，光緒皇帝的態度似乎比李鴻章要堅決和持正。并且，日本方面是蓄意借機激化矛盾制造釁端者，公理和正義絕對是在中國方面。這一點，連有的外國人士也不否認，但是又認為僅僅靠此不行。像英國人赫德就這樣指出：

日本是根本沒有正義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別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撿便宜也可以算作正義。正義完全在中國方面。我不信單靠正義可以成事，正像我單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飯那樣，我們必須要有第二根筷子——實力。但是，中國人卻以為自己有充分的正義，并且希望能夠以它來制服日本的鐵拳，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實際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鴻章，即使年輕的光緒皇帝，也決不是這般天真之輩。他也不是要不顧一切、不知深淺地非打不可，并不放棄“通融”和了的努力。且看他給李鴻章的這一諭旨：“倭人以重兵突至朝鮮，肆其挾制;現復愿與中國商議，以共保朝鮮為詞，似尚有所顧忌。如果無礙中朝體制，無損朝鮮權力，原不妨量予通融，以全大局。然倭情叵測，議之成否，尚難逆料。若待事之決裂而后議戰議守，勢已無及，不可不先事籌備。著李鴻章預為籌劃，水陸各軍如何分進，糧餉軍火如何轉運，沿海要口如何防守，一切事宜，熟籌調度，謀定后動，方可迅赴戎機。”① 看，這不是在形勢發展難以預料的情況下，要做戰、和兩手準備的籌策嗎？倒是李鴻章在“戰”的一手上的準備明顯疲軟。光緒皇帝也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國家的實力，特別是軍隊和武備情況。在戰爭爆發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問李鴻章所統海陸軍的詳細情況：“究竟海軍新練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軍若干？及直隸綠營兵丁可備戰守者若干？”李鴻章在復奏中報告：

北洋現有鎮遠、定遠鐵甲兩艘，濟遠、致遠、靖遠、輕遠、來遠快船五艘，均系購自外洋;平遠快船一艘，造自閩廠。前奏所云戰艦，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揚威兩船，均系舊式;四鎮蚊炮船，僅系守口;威遠、康濟、敏捷三船，專備教練學生;利運一船專備轉運糧械。如戰艦所配員弁，機輪、槍炮各有專司。歷考西洋海軍規制，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不以人數多寡為較量。自光緒十四年后，并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動，戰艦過少。

沿海陸軍，除膠州臺工經始未成外，山東威海衛則綏鞏軍八營、護軍兩營，奉天大連灣則銘軍十營，旅順口則四川提鎮宋慶毅軍八營、又親慶軍六營，山東煙臺則嵩武軍四營，直隸北塘口仁字兩營，大沽口炮隊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謂分布直東奉三省海口把守炮臺合計兩萬人者指此。其分駐天津青縣之盛軍馬步十六營，軍糧城之銘軍馬隊兩營，皆填扎后路，以備畿輔游擊策應之師。至于綠營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國藩及臣創辦練軍，漸收實用。無如直隸地面遼闊，與東、奉、晉、豫接壤，北界多倫、圍場，皆盜賊出沒之區，經年扼要巡防，備多力分，斷難抽調遠役。

這是李鴻章就自己所轄北洋區域內的武力家底，開列給皇帝的一份詳明“菜單”。我們原原本本地把它迻錄在這里，對甲午戰爭中清朝作為主力投入的北洋部隊，也就亮出了一個大致的底數。再就是，從李鴻章的奏陳中也能體察出，他申說以北洋武力應戰捉襟見肘的意思。這也是他從一開始就以避戰求和為主導傾向的重要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