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討論捻軍失敗多著眼于農民階級的一般局限性，而聯系具體領袖人物的分析則較少，筆者從六個方面對捻軍領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體探討，分析了這些不足與捻軍失敗的關系

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爆發了近代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南方是太平天國和天地會，北方是捻軍，西南、西北是各少數民族。

但是，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沒有逃脫歷代農民起義的悲慘結局。對此，多少人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深入探討。但總覺得有隔靴搔癢之嫌，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由于“階級立場”、“階級意識”束縛著人們從深層次去探討，有頌揚沒有批評，有拔高而不實事求是。不能從主觀上，從農民本身尖銳地提出問題，僅僅從理論上空洞地總結幾條教訓，唯恐觸及到問題的要害。這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本文力求避免這種傾向，從考察捻軍人物的局限性入手，探討捻軍以及其他農民起義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其他方面暫且從略。

咸豐剛剛登基，農民起義就在全國各地爆發，來勢之猛，完全出乎統治者的意料。這些起義有著十分鮮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國與清王朝對峙，目標明確，陣線分明。捻軍與北方其他農民軍由于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和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復雜。捻軍(包括其他農民軍)首領雖然形形色色，但傳統的“農民意識”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逼上梁山與自發造反

捻軍起義基本上是逼出來的，一是人禍，二是天災，為了生存不自覺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識十分淡薄。起義之初有意做“白頭賊”，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極少數。捻軍首領中的“梁山好漢”(仁義光棍)占大多數，也有“五浪光棍”(或稱“武郎光棍”，即流氓無產者)。由于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脅，或尋仇斗殺，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上了“梁山”。捻軍首領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雖不是一個模式，被迫造反卻有相同之處。張樂行是地方上的大財主，有財有勢也有影響，生存并未受到威脅，“初無意作白頭賊”。但是，他好勇好斗，做買賣，開賭場，保送私鹽，尋仇斗殺，“爭光棍”、“攆綿羊”，于是與各種地方勢力的沖突日益尖銳起來。他又行俠仗義，是地方上有名的“仁義光棍”，歸附他的人日眾，這就？鴇旆醋急噶頌跫W僥謎爬中械姆縞嚼叢澆？終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這種被迫造反終究是不能持久的，隨時表現為政治上的猶豫和動搖，于是他出現兩次“受撫投官”。自1855年(清咸豐五年)雉河集會盟以后，張樂行成為頭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騎虎難下，只有義無反顧，造反到底。后來他雖然犯過不少錯誤，但終歸是一位杰出的捻軍領袖，以反抗清朝起義始，以英勇就義終。張敏行是因為斗爭形勢逼迫和張樂行把事件鬧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歷史舞臺。龔得樹、蘇天福等人既因為貧寒，生存受到威脅，也因為卷進各種斗殺沖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蘇天福事件”是導火線，引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侯士偉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參與斗殺，最后結捻起義，豎起了紅旗。劉學淵、劉玉淵則是反抗鹽官的壓迫和誣陷而結捻起義。張宗禹是在與頑固兇狠的父親發生激烈沖突，無以家還而加入捻軍。張龍、陳大喜當初是團練小頭目，因受壓迫，憤而結捻起義。韓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別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門口，逼他出來造反的。江臺凌、孫葵心則是受人欺侮，險遭砍殺、逮捕而豎旗起事。此外，劉永敬、劉天臺、劉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蒼龍等，都因貧寒無以為生，被迫結捻起義，成為捻軍的首領。除了捻軍，河南的聯莊會，山東的長槍會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壽，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與當權勢力發生激烈沖突，才鋌而走險，發動起義，后來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來的。自發造反，胸無大志，缺少政治意識和政治目標，這是捻軍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為如此，他們無法團結起來，形成堅強、統一、浩浩蕩蕩的武裝力量，去共同奮斗，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裝與地域集團

長期以來，宗族、幫會、社團是民間社會的三大組織形式，對于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發揮著重要功能，也是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近代農民起義除了幫會，如天地會、拜上帝會、白蓮教會起著重要的組織發動作用(后期的維新、革命運動則以社團起組織發動作用)，宗族組織(以族姓宗祠為核心的血緣性集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捻軍起義就是這樣組織發動起來的。宗族(家族)是結捻的紐帶，擴大一點為宗親集團。宗親集團以人成軍，舉家舉族從軍。以人成軍是宗親集團(宗族武裝)的支柱，人存軍存，人死軍潰。與宗族武裝緊密聯系的是地域集團。捻軍起義初期，黃旗捻軍以張姓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藍旗捻軍以韓、劉、李、任、陸、張等姓族為主體，以順和集為中心，地處毫州與宿州之間，其中以劉姓實力最強，地域最寬。白旗捻軍的姓族也較多，包括龔、孫、江、王、葛等，地處雉河以南。黑旗捻軍姓族更多，包括蘇、王、宋、劉、李、楊等，地處雉河集西北。紅旗捻軍力量小，地域狹，影響也小。這些地域性集團只是松散的聯合，以大宗族為核心。后來，地域性的五旗捻軍連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軍，以宗族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頭(宗族武裝)。只有張、龔、蘇3個宗族集團結成鞏固的聯盟，長期戰斗在一起(龔、蘇白、黑旗捻軍中的其他宗族武裝后來也紛紛出走，形成新的集團)，也是捻軍的核心力量。

這種宗族武裝和地域集團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歷史傳統，構成各式各樣、分散獨立的宗族社會和地域集團。這既是鄉村社會的顯著特點，也是農民軍山頭主義、小集團意識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數十支捻軍、數十萬捻軍隊伍，不但走不到一起來，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而且互相爭斗仇殺，斗得你死我活，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為什么捻軍起義時期，互相仇殺的、坐山觀虎斗的、叛變投敵的、腳踏兩邊船的那么多，這既是農民意識，尤其是流氓無產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團意識的幽靈在作怪。捻軍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十分濃厚，只有自己小山頭、小集團的利益，對外采取極端的排斥態度，姓族與姓族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旗與旗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相互對立，發展到了互相仇殺。就是在與清軍作殊死搏斗時，爭奪仇殺時常發生。“劉餓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毀長城，自掘墳墓。多少捻軍首領就是這樣被自己人出賣，而走上斷頭臺，這種對立和沖突一直延續到捻軍失敗，血的教訓誰都不去總結吸取，寧肯自取滅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窮光蛋”

捻軍歌謠里有“窮了多少日子主，發了多少窮光蛋”的唱詞。在皖北，“日子主”是對財主的稱呼。捻軍起義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擊，或被殺，或逃亡，或成了窮光蛋。捻軍首領中大量是“窮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軍的基本隊伍則是“窮光蛋”。“日子主”轉化而充當捻軍首領，如張敏行、張樂行兄弟，家有四、五頃地，分家后仍各有數十百畝。張樂行還開過糧行、糟坊、雜貨鋪，擺過賭場，販過私鹽，家有傭工、丫頭，可謂不大不小的財主。張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頃地，佃戶傭工一大批。張振江也是個小財主，家有頃把地。可以說張姓黃旗旗主大多是財主出身，不過有大小之分。陸遐齡是地方有名的財主，又出身書香門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為一方豪強。蘇天福稍有土地，開過粉坊，賣過油，販過羊，是個小財主、小商人。王貫三稍有財勢，也是武秀才，在當地聲望不小。趙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韓奇峰是個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頃，在地方上聲望不小。江臺凌家有兩頃地，本是個“日子主”，二哥還是個文生秀才。孫葵心有一、二十畝地，略有家財。紀倫有兩頃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還當過清軍小頭目。張朝階祖上是書香門第、富貴之家，本人還有三頃地。葛蒼龍是有名的“鹽趟主”，給地方官吏當過“保鏢”。張龍、陳大喜既當過團練小頭目，家財亦富有。其他農民軍首領“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聯莊會、山東長槍會的頭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財有勢的人物，又是團練頭子，只是在與地方官吏、反動團練的沖突中反抗起義的。幅軍中的孫化祥充過巡役，販過私鹽，有財有勢。劉淑愈還是個進士。文賢教軍中的董乾儒是個舉人，宋繼鵬辦過團練，任團長。淄川起義的劉培德中過秀才，組織過團練。黃崖教軍中的張積中還是太谷學派的領袖。這些“日子主”們并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當個叛逆。他們結捻起義并成為主要首領既是逼出來的，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一種情況是在與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強、團練頭目以及官府的激烈沖突中結捻起義，如陸遐齡、張樂行、蘇天福等。一種情況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團練、官府的壓迫結捻起義，如張龍、陳大喜、江臺凌、紀倫等。一種情況是被他人抬起來，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韓奇峰等。他們沒有政治抱負和志向，也沒有這種意識，因此影響了后來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無法正確處理錯綜復雜的局面。捻軍首領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窮光蛋”(貧苦農民)，也有不少的流氓無產者。貧苦農民出身的，如龔得樹、侯士偉、劉永敬、劉天臺、劉玉淵、劉學淵、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們地無一垅，房無一間，靠當傭工及一些不正當職業維持生計。他們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識。但他們沒有政治意識和覺悟，只是為了生存，為了復仇，為了暫時改變自己的地位或處境。其他的很少考慮過，更不會意識到應該造誰的反，怎樣造反。像李昭壽一類流氓無產者，苗沛霖一類窮秀才，稍有一點政治頭腦，但一己之利把他們引向邪路，反復無常。苗沛霖兩次“抗清”，一圍壽州，二圍穎州，只是挾狠報私仇，殺仇人(如孫家泰、徐立壯、李華南)，當然也包括對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憤恨，其中挾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壽為了狹隘的私利，左右搖擺，甚至可以殺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與苗沛霖也發生火并。在他們眼里，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固定的朋友，隨時可以反噬，當然也就沒有不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