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飛鴻(1856年7月9日-1925年4月17日)，原名黃錫祥，字達云，號飛鴻，幼名飛熊。生于佛山市南海縣，原籍南海縣西樵嶺西祿舟村。

黃飛鴻是清末民初的廣州街頭一個三流武師，以街頭賣藝為生，善舞獅。

1924年10月北伐之前廣州國民黨割據政府鎮壓商團暴亂，西關一帶房屋被毀，仁安街“寶芝林”受累被焚，資財付于一炬，其長子漢林又告失業，因而憂郁成疾。次年農歷三月廿五日(1925年4月17日)，病逝于廣州城西方便醫院。

提起黃飛鴻，我們隱隱約約地知道他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但恐怕很少有人能在腦海中勾勒出他本人真實的面貌，上了歲數的人大概還依稀記得關德興那張冷峻硬朗的面龐;三四十歲左右的人想到的應該是風度翩翩的李連杰，關之琳扮演嬌美的十三姨，如影隨形不離左右;再年輕一點的觀眾或許更傾心于趙文卓甚至是彭于晏的扮相。“黃飛鴻”這個名字，經過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塑造，早已由一個平凡的歷史人物變成了整個華人世界的偶像，俠之大者、一代宗師的化身。那么，真實歷史中的黃飛鴻，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為什么在他死后，會由一介平凡的嶺南武師，變為全體華人心目中的英雄？

真實的黃飛鴻：落寞無聞的一生

關于黃飛鴻生卒年月的具體日期，可謂是眾說紛紜。有研究者認為其生于1847年，也有的認為生于1856年，前后相隔十年。至于其去世年份，學界普遍認為其逝世于1924年爆發的廣州商團事變之后，但具體日期亦不可考。其時，廣州的商人反對孫中山的北伐和聯共政策，與廣州國民政府爆發激烈沖突，最后廣州商團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黃飛鴻的“寶芝林”亦在戰火中被毀。黃飛鴻遭此變故，深受打擊，抑郁成疾。黃飛鴻所生活的時代，已是清末民初，各種檔案材料或報刊雜記浩如煙海。即便如此，黃飛鴻的生卒年月依舊不詳，由此一點便不難窺出，黃飛鴻其人在真實歷史中的地位。

黃飛鴻的生平，傳說軼事很多，真實的信史卻很少。隨著以之為原型的文學和影視作品的暢銷，其生平更是被“層累地造成”，真相與想象交融付匯，概莫能辨。

據傳黃飛鴻生于廣東南海縣西樵山，少時家貧。其父黃麟英為南拳高手，號稱“廣東十虎”之一，長于治療跌打損傷，少年黃飛鴻跟著父親奔走于鄉間，靠賣藝行醫為生。父親黃麒英逝世后，黃飛鴻于廣州十三行仁安里開設寶芝林醫館，懸壺濟世。

在后世的很多傳記和影視作品中，都提到黃飛鴻曾經治愈了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的腳疾而為劉所信任，后又任黑旗軍的醫官和軍中教頭。《馬關條約》之后隨劉赴臺灣抗擊日軍，之后又任廣東民團總教練。然而，正史中從未記述過此事，劉永福本人亦從未提及認識黃氏。結合此說背后的民族主義和獵奇色彩，當為后人所附會。

在佛山祖廟，有一座黃飛鴻紀念館，或許是我們觀察黃飛鴻其人其事的一個絕佳切口。

“黃飛鴻紀念館”共兩層，仿照清末民初的宅院格局而建，一樓介紹黃飛鴻的生平，二樓則被命名為“飛鴻影院”，全部展覽內容均與黃飛鴻題材的電影有關。經考證，整個紀念館里，沒有任何一件展品是黃飛鴻的生前遺物。就連紀念館正門口的黃飛鴻像，也被證明并非黃飛鴻本人。黃氏的照片在寶芝林大火中全部焚毀，隨著黃飛鴻系列電影的大賣，香港媒體向其遺孀莫桂蘭索要照片，莫桂蘭便將與其父最為相像的第四子黃漢熙中年時候的照片交給該媒體，從此便以訛傳訛。時至今日，這張照片仍然被認為是黃飛鴻像，廣泛地使用于各大百科和相關書籍的“黃飛鴻”詞條之下。

在后人的敘述和想象中聞名天下、傳奇一生的同時，卻幾乎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其生平事跡的史料;規模宏大的紀念館里，陳列的展品卻沒有一件是本人遺物。在真實的歷史中，黃飛鴻死后頗為蕭條，家人甚至無錢買棺，多虧昔日弟子好友出資方才得以入土為安。那么，生前潦倒落魄，默默無聞的黃飛鴻，是何以在生后暴得大名的呢？

作為一名生前不為人知的潦倒武師，黃飛鴻是如何被文學和影視作品所看中的呢？這要從他的徒弟，號稱“豬肉榮”的林世榮說起。

林世榮本在廣州以賣豬肉為生，人稱“豬肉榮”，曾拜黃飛鴻為師，后到香港開設武館，培養了眾多弟子。林世榮武藝精湛，在清末舉行的首屆廣東武術比賽獲得第一名。林世榮在香港授武期間，收了在報章工作的徒弟朱愚齋。朱讀過私塾，頗通文墨，黃飛鴻去世約十年后，他開始在香港《工商晚報》連載小說《黃飛鴻別傳》，大受歡迎。小說的內容，據朱愚齋說幾乎都是從林世榮處聽來的黃飛鴻逸事，雖然作者聲明“事皆紀實”、“據其生平所歷”，但明顯有不少虛構之處。其后，朱又將從其他黃門弟子處聽來的逸事寫成小說，連載《黃飛鴻行腳真錄》，最后編成《黃飛鴻江湖別記》，結集出版。從此，“黃飛鴻”由一個歷史人物，變成了傳奇演繹的主人公。

以黃飛鴻為主人公撰寫小說的，朱愚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但他的作品無疑是影響最大的。雖然朱氏筆下的“黃飛鴻”文筆粗糙，劇情也有胡編濫造之嫌，但除了講述黃飛鴻及其弟子的故事外，還記錄了當時廣州武林的各種規矩、江湖人等的行為模式和處世邏輯，由此塑造了一個生動的武林世界。

1949年，香港電影導演胡鵬，在偶然看到了小說《黃飛鴻別傳》后，決定以黃飛鴻為主人公，拍攝一部武俠電影。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說道：

面對粵語武俠片快將玩完，我突然靈機一動，為什么不去發掘一個現代的“方世玉”或者“洪熙官”呢？要是把這位廣東拳師黃飛鴻的生平事跡，改編搬上銀幕，不但可以提倡中國固有的尚武精神，更有利于宣揚廣東武林的珍貴資料，這正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為了搜集和探討黃飛鴻這個傳奇人物的動人事跡……我專程拜訪《黃飛鴻傳》的原作者朱愚齋師傅，忠誠地向他請教……

首部黃飛鴻電影就這樣誕生了。電影為上下兩集，即《黃飛鴻傳上集之鞭風滅燭》和《黃飛鴻傳下集之火燒霸王莊》，該片由著名演員關德興飾演黃飛鴻，第一屆“香港小姐”李蘭出任女主角，還請到多位黃飛鴻的再傳弟子客串演出，影片一出，就創下了該年度粵語片的賣座紀錄，一炮打響。胡鵬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一連執導了59部黃飛鴻題材電影，而男主角關德興更是一人主演了79部黃飛鴻題材電影，被譽為“黃飛鴻再世”。以至于黃飛鴻門徒們的聚會，都要請其出席。

在1956年的香港報紙上，有一篇名為《“黃飛鴻”也受罰》的文章，這樣寫道：

本校對面的空地……同學們乘機用它來作擂臺，每逢小息時，三五成群在那里大顯身手，爭當“黃飛鴻”……今天有幾位同學打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被老師看見了……一番痛罵后，還要留堂。可憐的“黃飛鴻”，也要被老師處罰呢！

可見，在當時的香港，隨著黃飛鴻系列電影的大賣，“黃飛鴻”已然成為一個文化符號。

香港電影中對黃飛鴻形象的演繹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中，黃飛鴻雖都是武林高手，但無論其外形、氣質、個人性格、談吐舉止等都有著較大的差異。第一個時期為上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這是香港電影史上演繹黃飛鴻形象最多的時期，共有75部以黃飛鴻為主角的影片問世，全部為粵語武俠片，而且主創人員較為固定，基本都是關德興出演、胡鵬執導。最初的幾部影片，塑造黃飛鴻性格時較多保留了民間傳說中市井草莽氣。如在《黃飛鴻傳之鞭風滅燭》、《黃飛鴻血戰流花橋》等片中，有著這樣的情節：其徒弟梁寬到妓院招妓，與人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此舉并未受到師傅的任何責備，反而黃飛鴻本人在影片中一直保持著風流本色;梁寬和對手互致對方于非命后，黃飛鴻為替徒兒報仇，竟然向仇人遺孀要求開棺毀尸。這種滲透著民間任俠野性的形象，與后來黃飛鴻隱忍的儒俠形象，顯然相去甚遠。

黃飛鴻的民間野性形象在曇花一現后便銷聲匿跡，在1950年代后半期的黃飛鴻系列中，黃飛鴻漸漸變為儒俠君子。慈父、嚴師、老成持重是這一時期黃飛鴻的性格基調。

70年代，黃飛鴻系列武俠片經歷了一個低潮，第一個時期的黃飛鴻形象也被永久定格。70年代中期開始，黃飛鴻系列重出江湖，成龍等人重新演繹了黃飛鴻。這類影片描繪的是青年黃飛鴻，將青年的沖動和不羈刻畫在了黃飛鴻身上，引起新一代觀眾的認同，也賦予了黃飛鴻這一形象以新的生命力。

成龍飾演的黃飛鴻，著重描繪了少年黃飛鴻那種叛逆不羈的性格

90年代開始，徐克導演、李連杰主演的《黃飛鴻》系列電影開啟了黃飛鴻形象的第三個時期，這也是一般的大陸觀眾最為熟悉的黃飛鴻形象。與前兩個階段典型的中式審美和敘事相比，第三個階段的黃飛鴻電影明顯借鑒了西方英雄電影中英雄配美女的人物設置。在故事設定上，影片大多以清末的亂世為背景，較多展現中國受西方列強及日本的欺凌、官員們的不作為和倒行逆施、一般百姓的冷漠和市儈，這就賦予這一時期的黃飛鴻以更多的家國情懷。

正是在上述三個階段一百多部影片的塑造之下，黃飛鴻從一位生前默默無聞的武師，變為了海內外一代代華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宗師。

冷戰、鄉愁、民族主義：層累地造成“黃飛鴻”

王明珂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中寫道：“歷史作為一種理想化的集體記憶，總是在被不斷地改寫……而作為憑借記憶和口口相傳的東西，更容易被不斷地重新解構又重組，以符合傳承者的需要。”黃飛鴻的形象變遷，同樣是一部“層累地造成史”。

中國民間對武俠題材的作品素來推崇。然而，1949年以后，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武俠小說與武俠電影都是舊社會的封建毒草，武林門派和“反動會道門”之間，也有著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瓜葛，這對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十分不利。于是，內地的武術組織被取締，武俠小說和電影也均在查封之列。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對武俠同樣不感冒，鑒于武俠小說作家和武俠電影編劇大多留在了內地和香港，如果任其傳入臺灣，對風雨飄搖的國民黨當局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也未可知，因此武俠題材的出版和拍攝在臺灣也被嚴格控制。中國大陸和臺灣出于冷戰思維的考慮禁絕了武俠，但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卻對武俠題材有著旺盛的需求。人民需要偶像，而香港則聚集了從內地而來的舊上海的諸多電影人才，在這一背景之下，香港武俠電影誕生了，而“黃飛鴻”系列，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早期黃飛鴻系列電影的誕生，除了冷戰的大背景之外，還滲透著身在香港的老廣對廣州的鄉愁。

1951年，中港邊界關閉，在香港的廣東人再也無法回到故鄉，很多家庭從此天各一方。第一時期的黃飛鴻電影對廣州的執著，僅在片名上就得到了充分地體現：到1968年《黃飛鴻威震五羊城》為止的67部黃飛鴻電影中，直接出現廣州地名的就有15部。早期黃飛鴻系列電影對廣州人文、地理和普通民眾生活習俗有著不厭其煩的精確再現：叉燒包、早茶、舞獅表演，伙計肩搭毛巾、手提大水壺穿梭于茶客之間。有劇評家說，早期的黃飛鴻電影，是“一群廣東移民拍給廣東移民看的”，其中“豐富的廣州府細節，幫助他們緬懷那個失落了的世界———廣州”。而在第二期的黃飛鴻電影中，隨著香港和內地常年的隔絕，以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上升，黃飛鴻行俠仗義的地點已經不再重要，電影中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描述越來越少，“廣州”開始變成一個被借用的符號。

等到1991年徐克版的黃飛鴻上映時，回歸臨近，香港人又一次開始思索自己的身份認同。徐克版的《黃飛鴻》，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香港人的對自身身份認同的一種思考。在演員的選擇上，徐克選擇了北京人李連杰而非廣東籍演員來飾演黃飛鴻，同時離開了此前所有黃飛鴻電影的故事發生地廣州城，轉到佛山，并自稱“佛山黃飛鴻”。實際上，黃飛鴻的一生中，幾乎沒有在佛山定居過。這一設定無疑將黃飛鴻從其原有的土壤中剝離出來，這時的黃飛鴻，舉起了民族主義的大旗，已經“由廣東鄉鎮武師，蛻變為清末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為中國何去何從上下求索的民族英雄……一方面站穩民族立場反抗洋人欺侮并發揚國粹，另一方面反省自己的落后及民族劣根性，虛心吸取西洋文化的優點”。

正如“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年齡，不同時期黃飛鴻電影的觀眾們，對黃飛鴻的想象和理解也一定是不同的。一個有生命力的藝術形象，也一定不是僵化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價值觀念的變遷而被不斷地重塑。在“制造”黃飛鴻的進程中，朱愚齋之于黃飛鴻，猶如保羅之于耶穌，亦或是柏拉圖之于蘇格拉底。朱愚齋創造出來的黃飛鴻，在冷戰、鄉愁和民族主義的裹挾下，經歷了一次次的解構和重構，在六十余年的時光里，為我們留下了100多部黃飛鴻系列電影以及變化多端的人物形象，最終將一介無名武師，變為全體華人心目中的一代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