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里，劉曄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引人注意的角色，如果不是鐵桿兒的“三國迷”，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記得他的名字。事實上，在號稱“謀臣如云”的曹魏集團中，他也的確沒有起到多大的實質(zhì)性作用，而在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賈詡等人的光環(huán)之下，他確實也顯得有點兒不那么出類拔萃。然而，這并不能說明劉曄的才智就真的在這些人之下，事實上，自出道那一天起，劉曄始終都是曹魏集團中重要的謀臣，他曾經(jīng)長期跟隨在曹操身邊，出過不少奇謀妙計，其后又輔佐曹丕、曹睿，是名副其實的“三朝元老”。

劉曄初到曹操手下，便充分顯示了他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才華。當(dāng)時，同時被征召的有“(劉)曄及蔣濟、胡質(zhì)等五人，皆揚州名士。”而就在曹操向他們問起“揚州先賢、賊之形勢”時，其他四個人都是“爭對，待次而言”，只有劉曄始終不發(fā)一言，等到曹操停下不再提問時，才“設(shè)遠言以動太祖”，而且話又并不多說，“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征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猥坐說也。”可見，在這五個人當(dāng)中，劉曄才是真正的高手中的高手。面對曹操這樣的人，還要你去夸夸其談地去細說什么嗎？只要點到也就是了，因為曹操的理解和判斷的能力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得多。劉曄初露鋒芒，就以他卓越的才華得到了曹操的認可，其結(jié)果是“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十至耳。”如此看來，他是真的博得了曹操的信賴，大概可以從此風(fēng)云際會、大顯身手了。

然而事實卻根本不像我們想像的那么簡單，在以后的日子里，劉曄一次又一次為曹氏集團獻出奇謀妙計，可是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絕采納——而恰恰就是這些計謀，事后竟然無一不驗，一切都在劉曄的預(yù)料之中。

就在曹操平定了漢中張魯之后，劉曄就向曹操提出：“今舉漢中，蜀人望風(fēng)，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杰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guān)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jù)險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后憂。”以當(dāng)時的形勢看，這實在是一個上上之策，如果曹操依言行事，也許三國的歷史就要改寫，可是其結(jié)果卻是“太祖不從”。

事實證明，劉曄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就在七天之后，有蜀國的降者說：劉備初入蜀時，“蜀中一日數(shù)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可以想像，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曹操率大軍殺過去，將會是怎樣的后果。而后來，劉備羽翼豐滿之后，確實成了曹魏集團的心腹大患，他們不但最終失了漢中，還丟了大將夏侯淵的性命。

劉曄不僅能夠?qū)μ煜滦蝿荨澄仪樾巫鰷?zhǔn)確的判斷，而且更能深入地深入分析敵人心理，并且提出正確的意見。

蜀國有一個有著“容止才觀”的人物孟達，曾經(jīng)率眾來降，深受曹丕的器重，封他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人們也都對其十分常識，可是劉曄卻堅持認為“(孟)達有茍得之心，而恃才好術(shù)，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tài)，為國生患。”后來果然不幸為其所言中，孟達趁諸葛亮北伐之時發(fā)動了叛亂，如果不是司馬懿智勇兼?zhèn)洌扇∑嬉u將其剿滅，后果實在不堪設(shè)想。

而在關(guān)羽被殺之后，(曹丕)“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dāng)為關(guān)羽出報吳不”，大家一致以為“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nèi)憂懼，無緣復(fù)出。”只有劉曄認為：“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馀。且關(guān)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后來劉備果然親自帶兵擊吳。

就在吳國對抗蜀國的時候，孫權(quán)突然打發(fā)使臣向魏稱臣，于是“朝臣皆賀”，也只有劉曄提出不同的意見：“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nèi)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丑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nèi)困，然后發(fā)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shù)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可是“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quán)為吳王。”結(jié)果一如劉曄所料，“備軍敗退，吳禮敬轉(zhuǎn)廢”，完全都在他的預(yù)料之中。

在劉曄的一生中，獻過的奇謀妙計絕對不僅僅是這些，僅在《三國志·劉曄傳》中的記載就尚有多條。而且，劉曄不僅思維敏捷、才華出眾，還有著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十三歲時就曾經(jīng)按母親的遺命，斬殺了父親寵信的侍者;二十多歲時又借曹操的威名擊殺了地方豪強鄭寶，并且招降了他的部下。

在整個《三國志·劉曄傳》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的一點兒缺點，他竟是以一個近乎“完人”的形象定格在歷史之中的。在各種歷史著作中，劉曄也得到了人們一致的高度評價。許劭就認為：“曄有佐世之才。”傅玄則認為：“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而陳壽則評價說：“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是將劉曄和程昱郭嘉等人并稱的，至少認為不在眾人之下。甚至連主席也說“此傳可一閱”，認為劉曄“放長線釣大魚”的計謀是值得學(xué)習(xí)的。

可悲的是，以劉曄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完人”，做為曹魏集團智囊中重要的一員，先后服侍了曹操祖孫三代，終其一生，獻計無數(shù)，可是他的計謀卻真正被采納的卻少之又少。在《三國志》本傳的記載中，也只有在曹操討伐山賊陳策時才聽了他一次，而在“至則克策，果如所料”的情況下曹操還大笑著說了一句“卿言近之”，算是在語言上對他最高的褒獎了。除此之外，在針對吳蜀兩國的政治軍事問題的重大決策上，劉曄的正確建議竟沒有一次得到執(zhí)行，甚至也沒有一次得到重視。

為什么會這樣呢？只因為劉曄姓劉——是漢室的后人。而且他這個出身和劉備不大一樣，劉備的“皇叔”身份無論在當(dāng)時還是在后世，都常常被人懷疑，可是劉曄“漢室宗親”的身份卻是實實在在的，史載“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惪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這個身份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應(yīng)該是真實無誤的。也許正因為如此，盡管曹氏祖孫三代都對劉曄禮遇有嘉，在骨子里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信任過他。可以想像，如果劉曄不姓劉，而是姓曹，或者姓夏侯，哪怕是姓劉姓之外的什么趙錢孫李也都不要緊，只有這個姓氏，只有這個“漢室宗親”的特殊身份，多多少少總會叫他們有些顧慮。

事實上，以劉曄的聰明程度，當(dāng)然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所以，在天性多疑而又殘暴的曹氏祖孫面前，他為人低調(diào)、經(jīng)常夾起尾巴做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國志·劉曄傳》載“(劉)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漢為支葉，于魏備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能夠做到這一點真的很不容易，我們想一想都會覺得很累，但劉曄卻一直做得十分出色。盡管他的計謀很少被采納，卻自始至終都是曹魏的重要謀臣，并且做到了太中大夫，“晉爵東亭侯，食邑三百戶”，可以說是成功者的典范了。

晚年的劉曄更加謹(jǐn)小慎微，雖然尚沒有達到“多磕頭，少說話”的地步，卻也逐漸把自己鍛煉成了一個左右逢源的兩面派。就在魏明帝曹睿和群臣討論要討伐西蜀的時候，“朝臣內(nèi)外皆曰不可”，可是劉曄卻“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言，因曰“不可伐”。”分明成了一棵隨風(fēng)倒的墻頭草。可惜，這棵墻頭草并沒做多久就露了餡兒。因為有一位“持不可伐之議最堅”的中領(lǐng)軍楊暨，也是明帝的親臣，同時他又十分看重劉曄，“每從內(nèi)出，輒過曄”，劉曄就和他講開了不該征伐的意見。結(jié)果有一次，楊暨又說起伐蜀的事，把明帝惹急了，說了一句“卿書生，焉知兵事！”，楊暨就搬出了劉曄做為自己的擋箭牌：“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結(jié)果召來劉曄對質(zhì)，他卻以“終不言”的態(tài)度玩起了沉默。事后，在單獨見面時，他又對明帝及楊暨分別提出了看似義正嚴(yán)辭的批評。對明帝說的是：“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脒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fā)，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jǐn)硣崖勚印！倍鴮铘哒f的則是：“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后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結(jié)果是“帝謝之”，“暨亦謝之”——他在兩面都撈了好。而且，他這種兩面討好兩面都不得罪的伎倆還不是偶然一用，史載“(劉)曄能應(yīng)變持兩端如此”，正可見這種事兒他是常干的。

可是他說的都是真心話嗎？偶一為之還沒有什么，時間一長，就有人對他的做派提出了質(zhì)疑，并且在曹睿跟前打起了小報告，認為“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圣意合也。復(fù)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zé)o所逃矣。”曹睿照樣子一試，劉曄果然中計，結(jié)果是明帝曹睿“果得其情”，于是從此疏遠了他。最后，劉曄只能落得個“遂發(fā)狂……以憂死”的下場，只留下滿腹的遺憾。

對此，《三國志·裴松之注》引《傅子》的評論是“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quán)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jīng)緯，內(nèi)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是將劉曄看作了一個“巧詐”之人。其實，傅玄的觀點還是略嫌“正統(tǒng)”了些，今天看來還是多少有些偏頗。試想，以劉曄的“明智權(quán)計”，他何嘗不愿意“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言”，可是事實上又如何能夠做到呢？多少年來，他周旋在曹家祖孫三代周圍，非但沒有獲罪，而且還在“出身有問題”的背景下將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次次提高，成為曹很集團中的“紅人”，又豈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也許正是他多年來奉行的謹(jǐn)小慎微、瞻前顧后的做人原則，所以才使這一性格在他晚年時候達到了極致，并且使他終于沒能善始善終，真真叫人為之扼腕嘆息。

只不過因為一個“出身問題”，以劉曄那樣的絕頂聰明，又在曹操“任人唯賢”的政策之下，尚且遭遇如此的命運，更何況非其人，非其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