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廠衛”(東廠、西廠、錦衣衛)特務橫行不法，是當時一大公害。清朝張廷玉等著《明史》中揭露說：“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說的是凡被東廠特務偵查捕捉的人，無論是否有罪，都要被他們打得皮開肉綻。《明史？刑法志》中記載了“廠衛”特務們一次“坐贓比較”，今天讀來也令人毛骨悚然。

天啟年間，錦衣衛指揮使田爾耕及鎮撫許顯純，伙同孫云鶴、楊寰、崔應元等“廠衛”爪牙協助做惡。在審問左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等人的案件中，曾經展開了一場“坐贓比較”。這場“比賽”看誰收“犯人”的賄金最多，并規定以兩天為期，送錢不足定額的就動用全刑，即械具、鐐銬、棍棒、拶子(夾手指)、夾棍。

五種刑具全都用上，犯人就會呼天喊地，血肉潰爛，來回翻騰，求死不得。在現場指揮的許顯純神態自若，照樣謾罵不停。一天晚上，他命令囚犯分開住宿。于是，獄卒們就議論說：“今天晚上有當‘壁挺’的了。”“壁挺”，是獄中處死犯人的黑話。第二天，楊漣死了，左光斗等人也相繼被鎖住頭部拉扯致死。每個人死后，都停尸幾天，然后用葦席裹著送出牢房，蛆蟲把尸體都啃爛了。獄中的事情很保密，死者的家屬對親人是哪天死的都不知道。

田爾耕、許顯純等人緣何如此狠毒至極，敢對朝廷大臣下手？當然，他們這些爪牙只是按魏忠賢的旨意行事而已。天啟三年起，魏忠賢以秉筆太監的身份主管東西兩廠事宜，他還運用錦衣衛指揮使田爾耕及鎮撫許顯純之流，對官民施以酷刑。田爾耕、許顯純還是魏忠賢的干兒子，“廠衛”狼狽為奸，其禍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廠衛”爪牙對魏忠賢惟命是從，每一場審訊，如魏忠賢所派的旁聽沒到場，他們是不敢擅自提審的。所謂“必伺忠賢旨，忠賢所譴聽記者未至，不敢訊也。”

魏忠賢為何要毒殺楊漣等大臣？說來話長，自明萬歷始，東林、閹黨之爭始終沒有停息。神宗以來，黨爭仍在繼續。非東林黨人企圖借助魏忠賢勢力搞垮東林黨人，于是紛紛依附魏忠賢。這樣，魏忠賢在外廷的勢力也逐漸擴張，東林黨人和一些正直的人士不斷受到陷害。天啟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列舉了二十四方面的罪惡。

接著有都給事中魏大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七十多人交章論列魏忠賢的不法行為。葉高向和禮部尚書翁正春也上疏請熹宗譴責魏忠賢，以平息百官的憤慨。然而，熹宗不僅都不答應，還對進行彈劾的官員嚴旨切責。這樣，魏忠賢見自己的地位已經比較穩固了，就開始反撲，一大批反對魏忠賢的官員被杖死、逼走、罷黜、革職、排擠。

接著，魏忠賢和同黨加緊了對正派官員特別是東林黨人的迫害。他們搞了個黑名單，將顧憲成等一百多人看成“邪黨”，利用廠衛特務進行不擇手段的打擊。凡被緝拿的人，不論是否真的有罪，幾乎都要弄的家破人亡，當時被殺害的人不可計數。其中，“六君子之獄”為規模最大。天啟五年，魏忠賢及其黨羽炮制假供詞，誣陷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其中誣陷楊漣貪贓銀二萬兩。廠衛爪牙對六人嚴刑拷問，最后在獄中將他們謀害。

楊漣死時，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慘不忍睹。其他“七君子之獄”和“《三朝要典》炮制案”，也有一大批官員被殘害。魏忠賢為何如此橫行不法，甚至敢自稱自己的命令為“旨意”，無非是玩弄手段利用了當朝皇帝對他的寵幸。魏忠賢，只是一個文盲混混，因為與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結，利用這個紫禁城里最有權勢女人，得到了司禮監秉筆太監職位。作為明熹宗的玩伴，又利用昏庸皇帝終日沉浸于木匠工藝世界的機會，代行了皇權之事。同時，魏忠賢又利用了大明帝國文官集團的內訌與分裂，網羅黨羽，取得了“九千歲”的高位。

從此，他大權在握，肆無忌憚，橫行不法。他指揮的“廠衛”武士，已增加到上萬人，整日在紫禁城“裹甲出入，恣為威虐”。他勾結客氏假傳圣旨，令明光宗的選侍趙氏自盡，將有身孕的裕妃張氏殺害，將成妃李氏的封號革去，將張皇后的胎兒打掉，被他們謀害的國戚、宮嬪、官員、太監不計其數。百姓閑談，如若觸犯魏忠賢，往往遭到逮捕殺戮，甚至被剝皮、割舌、被殺害的人多的難以計數。有一天夜間，京城有四人在家喝酒，有一人喝醉了大罵魏忠賢。可罵聲未了，廠衛爪牙就將四人抓走，當場將罵魏忠賢的人撕成碎片，另外三人嚇得“魂喪不敢動”。

魏忠賢和“廠衛”如此囂張，不能不說是明朝恐怖政治的制度的惡果。《明史？刑法志》介紹了“廠衛”歷史。明太祖時曾由錦衣衛辦理過案件，后來禁止了。明成祖在北京起兵，刺探南京皇宮內部情況，多利用建文帝的侍從人員。所以，明成祖即位后，專門依靠太監，在北京東安門北邊設立了東廠，委派寵臣作主管，負責秘密偵查陰謀叛逆、造謠惑眾等重大惡性案件，同錦衣衛的權力相當。

明憲宗時期，下令設立了西廠，參與辦案。到天啟年間，魏忠賢以秉筆太監身份主管東西兩廠后，錦衣衛與東西廠常相勾結，狼狽為奸。明代的“廠衛”名義和權力有過更換，但作為皇帝私人的特權偵探機關，監察偵伺一切官民的特務性質沒有變過。吳晗先生在他的《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一文中指出：廠衛是凌駕于國家司法機構的組織，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加以刑訊判罪和行刑的最高法律以外的權力。廠衛如此“層層緝伺，層層做惡，人人自疑，人人自危，造成了政治恐怖。”

明代皇帝設立“廠衛”，源自對自己統治的危機感。如吳晗先生所說：“在舊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比較被統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圣的寶座之下，醞釀著待爆發的火山。為了家族的威權和利益的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鎮壓的法子，公開的律例、刑章，公開的軍校和法庭不夠用，也不便用，他們還需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

宦官專權與特務統治的緊密結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廠衛”橫行，不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的人人自危、人人側足的恐怖氣氛，而且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和政治風氣。廠衛威權日盛，使“廠衛”二字成為兇險恐怖的象征，破膽的霹靂。統治者企圖倚仗“廠衛”消除孤立自危心理，維護統治地位，只能是養虎遺患，貽害無窮。正如《明史》所說：“然帝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