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仆人陳升發(fā)生了一場沖突。因為窮困拮據(jù)而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看不起，在這場口角沖突后，陳升卷鋪蓋另尋高枝去了。這件事使曾國藩頗受刺激，還寫下了一道《傲奴》詩：“？？胸中無學(xué)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

另一件證據(jù)更有說服力。

曾國藩為人重感情，對親戚關(guān)系十分重視，稍有余力，必加周濟。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國藩進京為官前，曾專門去看望幾位母舅。當(dāng)時他的大舅已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曾國藩不覺“為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時，向他預(yù)約工作說：“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長沙，臨別握著曾國藩的手說：“明年我親自送外甥媳婦(曾國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國藩享兩天福。曾國藩說：“京城苦，舅勿來。”南五舅說：“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當(dāng)官的地方呆兩天。”說話間已然泣下。

曾國藩進京為官，使得所有親戚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天子腳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們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國藩當(dāng)官已好幾年，卻沒有余力周濟他們。五年后江永燕貧病而死，沒沾到外甥一點光。大舅依然沒有房住，南五舅也沒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為國家儲材之地，地位清要。翰林院檢討等職，其地位略似今天國務(wù)院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各級研究員，成天與皇帝和高級大臣打交道，出席各種重大典禮，面子上十分風(fēng)光。然而與此相對照的是，經(jīng)濟待遇卻特別低下。

在清代俸祿體系中，曾國藩這樣的七品京官年俸45兩。乾隆體恤京官不容易，規(guī)定從乾隆元年起，京員例支雙俸，也就是開雙份工資。45兩“雙俸”，不過為90兩。此外“每正俸銀一兩兼支米一斛”，還有45斛(22.5石)“祿米”。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來源。以1石糧食值1兩5錢4分銀子計算，數(shù)項相加，曾國藩一年的收入不過124兩6錢5分。

那么京官們一年要花多少錢呢？

張之洞在《請加翰林科道津貼片》給京官們算賬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也就是說，普通京官，一年財政赤字通常近二百兩之譜。所以做京官確實是一件極為賠錢的買賣。因此我們也更明白，為什么曾國藩要那么不辭辛苦地拜客，甚至連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窮，今人實難想象。有記載清代京官有人窮到“不能舉火”。清李慈銘記載他一個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筆記中，有翰林曾作詩這樣描述自己的悲慘生活：“先裁車馬后裁人，裁到師門二兩銀(師門三節(jié)兩生日，例饋賀儀銀二兩)。惟有兩餐裁不得，一回典當(dāng)一傷神。”

曾國藩進京為官前，他那富有遠見的老祖父就對家里人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yè)，不可靠他吃飯。”這句話一方面說明老人深明大義，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國藩仕途上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說明翰林之窮是全社會都知道的事實。

因為生活實在太困窘了，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并導(dǎo)致不斷的自我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