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0月3日，天津《大公報》刊登了倡辦人呂碧城署名的《天津女學堂創辦章程》(即北洋女子公學創辦章程)，共26條。文后遂有創辦經理人英斂之(大公報總經理)、方藥雨(日日新聞社創辦人)同啟的一則啟事，稱：“刻下學堂房舍已經造齊，定于(1904年)九月十五日(10月23日)開學。”呂碧城在1911年《〈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序》中寫道：“北洋女子公學創辦于光緒甲辰(1904)孟冬”，對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日期無詳指。10月23日已近孟冬，距孟冬初有十余日。英斂之和呂碧城對北洋女子公學創辦時間的確認并無大異。按英斂之在《大公報》所提供的日期，1904年10月23日應作為北洋女子公學創校日。

北洋女師范學堂，河北師范大學、天津美術學院前身，中國最早的女子師范學校，1906年在袁世凱的支持下，由傅增湘創辦，呂碧城任監督。校址位于現在天緯路天津美術學院處。前身是1904年創辦的“北洋女子公學”。1912年后相繼改名“北洋女師范學校”、“直隸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河北師范學院”(天津)等。“女學”這個詞并非維新派的新發明，舊指以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四項內容教育女性。到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后，“母教救國”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培養既能相夫教子、又能“宜家善種”的“賢母良婦”，成為朝野上下改革之士的共識。上世紀初的十年間，女學盛行，原屬于家庭范圍的傳統女學向近代女子教育轉變。“二十世紀天演烈，坤維憑誰振。”盡管晚清的女子教育仍然局限在精英階層的少數女子，但隨著中國最早的女子師范學校天津北洋女師范學堂的創辦，中國第一代女學生，在天津出品了。

1906年舊歷閏四月十九，住在北京宣武門外榮光寺街外祖父家的汪蕓收到了一封北洋女師范學堂的錄取通知書，要求汪蕓于本月廿二日前前往天津報到。1906年，正是清廷為挽救日薄西山的命運，推行包括興辦新式學堂在內的“新政”時期。在此之前，中國的女子教育一直局限于家庭范圍之內，千百年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依然在社會上盛行。此前兩年，慈禧太后特準在中南海內設女學;此前一年，清政府官派女學生赴日留學。而差不多在汪蕓到天津報到的同時，慈禧太后又“面諭學部，振興女學”，興辦女學已成一時之風尚。

雖然上有所好，但女學并未得到普遍認可。汪蕓為末代翰林汪時琛之女，自幼喜讀詩書。汪蕓得知北洋女師范學堂首次招生的消息后，想報名參考，卻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她的二哥汪渠非常理解汪蕓的心情，背著父親偷偷帶著她參加了考試。不成想，汪蕓竟然考取了第一名。待錄取通知書寄到家后，汪時琛喜出望外，馬上改變了態度，欣然同意女兒赴津讀書。據汪蕓的子女回憶，汪蕓是坐著二哥的騾車從北京趕赴天津的。1906年6月13日(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二十二)上午十點，北洋女師范學堂在河北窯洼舉行開學典禮。天津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與會，天津女學事務總理傅增湘、前任北洋女子公學總教習的呂碧城等出席開學儀式。《大公報》以“從茲女學發達，當以此為基礎云”進行鼓吹。

像汪蕓這樣的女學生畢竟是少數。創辦之初，學生寥寥無幾。一般守舊的人不愿意將自家的閨女送來接受“洋教育”。為了“擴招”，傅增湘等人一方面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一方面派人前往上海招生，并承諾除供給學、膳、書籍、衣服費用外，每月還補貼零花錢，畢業后“包分配”，由學校派往各地盡義務，月薪最低卅元等，這才吸引了更多的女學生報名應試。正在浙江嘉興的沈亦云(民國時期外交部長黃郛的夫人)就是看了在上海的招生廣告后前往上海報考的。比招生更困難的是辦學宗旨問題。為國民教育計，為社會影響計，北洋女師到底該培養什么樣的女學生，用什么樣的方式培養女學生？或者說應當把中國女性培養成什么樣的人？要給這些新女性怎樣的新式教育？這是當年興辦女學的精英們甚為焦灼的一個問題。按照梁啟超的“女學觀”，最好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既要成為西方式的職業女性，又要成為傳統的賢妻良母，既能上得廳堂，又能下得廚房。1908年，本來想去北洋女師讀書的楊步偉(后來嫁給天津人趙元任為妻)因遭到家人的反對，最后報考了南京的旅寧女學。入學考試作文題為《女子讀書之益》，她竟“膽大妄為”地寫道：“女子者，國民之母也。”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絕對前衛了。

不過，當時雖有梁啟超、呂碧城等人提倡女權思想，但無論是守舊派還是一些新派人物，受日本流行的“賢母良婦”思潮的影響，均以有知識的賢妻良母為新女性的理想樣板，女子所學科目也無非是醫科和師范。有意思的是，清末民初留洋的女學生中，留美的多學習醫科，留日的多學習師范和家政。1907年，中國第一位女留學生金雅梅應袁世凱之邀來天津，應聘出任北洋女醫院院長。在這位出身基督教家庭的女海歸看來，服務是婦女最重要的美德。我們再來看看當時官方的教學思想：清廷1903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規定：“少年女子，斷不宜令其結隊入學，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風俗”，“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作為官立女學的代表，北洋女師范學堂的課程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和某些日本文化的特點，仍以傳統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德育教育為訓，課程設置以注重美育修身等“柔性”內容為主，除修身、教育、國文、家政、體操等必修課外，也可以選修歷史、地理、圖畫、算學、理科、習字、手工、音樂等課程，學制一年半，目的仍以培養“賢女賢妻賢母”為主。這樣的教學設計，既阻止了當時保守派的批評，又能防范女子接受教育后產生對朝廷不利的后果，將女子教育嚴格地控制在“母教救國”的范圍之內。

到天津女師創辦的第二年(1907年)，《奏定女學堂章程》正式頒布，女學堂迅速發展至400多所，為此后一代新女性登上歷史舞臺及百余年來的中國女子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又一年之后，汪蕓從北洋女師畢業，和她的大多數同學一樣，成了中國第一代女教師。清宣統三年(1911)，她與同學創辦了天津第一個女子小學天津私立竸存女子小學校。就在爆發辛亥革命的這一年，汪蕓結識了發動灤州起義的革命黨人王葆真，并于兩年之后在上海結婚。那時候，已經民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