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甲午戰爭，大部分中國人都能說幾段，除了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還要痛罵幾聲清政府腐朽無能。以往，受到一些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的影響，民間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認識和觀點，但深入到歷史中，很多看似成立的認知往往容易流于簡單甚至失之公允。近年來，回顧甲午一戰，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者嘗試從新的角度認識這場戰爭，對一些似是而非的歷史觀點進行重新梳理。

那么，究竟有哪些“史實”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呢？本文羅列幾點，權作拋磚引玉。

慈禧太后挪用了海軍哪部分軍費？

以往探討甲午戰爭失敗原因，說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無出其右者莫過于慈禧太后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一事。一些歷史課本講，為討慈禧歡心，李鴻章挪用海軍經費修筑頤和園，結果導致清朝政府無錢提升軍備水平。這種觀點應聲的一個邏輯是，慈禧太后當初如果勵精圖治，嚴格控制“三公”消費，不建樓堂館所，清軍便可有足夠的經費與日軍周旋。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難道大清國真是因為一個園子就失掉了整場戰爭？

考察歷史，清軍在海軍建設方面的投入并不比日本少。北洋水師從1861年籌建到1888年成軍27年間，清政府一共投入海軍經費一億兩白銀，每年合計300萬兩，占年度財政的4%——10%。日本政府從1868年到1894年3月間共向海軍撥款9億日元，折合成白銀才6000萬兩，每年合計白銀230萬兩，相當于同期清政府對海軍投入的60%。

修頤和園占用海軍經費，在一些歷史研究者看來也是不成立的。慈禧修頤和園的經費名義上挪用北洋海軍的軍費，但實際上卻是各地督撫孝敬的錢，只是掛靠在海軍軍費的名義下。1888年秋，醇親王通過李鴻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總督、巡撫授意，要為孝敬老佛爺修頤和園。但顧及自身形象，當年的執政者也覺得這事不光彩，醇親王于是就想出以海軍的名義籌款，最后共集260萬兩白銀。這260萬兩，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頤和園，剩下的都投入到鐵路建設。由此看來，修頤和園的錢和海軍經費沒有半點關系，這份錢原來也不屬于海軍。不僅如此，戰爭開打后，慈禧太后還從私房錢里拿出了300萬兩貼補海軍。

雖然修頤和園沒影響海軍經費，但海軍經費短缺卻是不爭的事實。雖然清日兩國海軍在建設方面投入不分伯仲，但在戰爭前夕，投入卻有很大差距。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在甲午開戰前，軍費支出已經占年度財政總支出接近30%。大清當時的財政收入與日本差不多，但軍費支出卻只有1.6%左右，海軍每年實際經費只有100余萬兩，僅能滿足基本開銷。甚至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李鴻章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戰費，結果竟然只取出來18萬兩。戰爭爆發后，清政府更是手忙腳亂，關鍵時刻應變不力，這是鐵定了的。

那么，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的說法從哪里來的呢？翻檢史料發現，這個說法最早出自梁啟超的文章，“群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3000萬……頤和園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梁啟超這種說法沒有任何數字考證，基本是為了反對慈禧做的輿論造勢，不足為信。

炮彈里裝沙子影響戰斗力嗎？

“沙子炮彈”也是關于這場戰爭經常被提及的一個細節。1962年的《甲午風云》，李默然扮演的鄧世昌命令士兵將彈頭拔下，結果炮彈中倒出的竟然全是沙子。炮彈不裝火藥，裝沙子，這么虐心的鏡頭真讓人看得火冒三丈。關于沙子的來源，過去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炮彈為國內兵工廠制造，廠長貪污腐敗，以次充好;二是說炮彈為進口，黑心外國軍火商見清政府愚昧無知，故意缺斤少兩。

但這兩種說法似乎都缺少足夠的事實證據。從邏輯上講，做炮彈畢竟不同于做食品，按照當時的物價，一發炮彈成本差不多能抵得上一頭耕牛，這么貴的東西生產出來，肯定要層層把關，豈能光天化日往里兌沙子？

2012年，有學者著文談到，這個“沙子炮彈”真是大家一個誤解，“沙子炮彈”不僅不是假貨，還是當時一種艦載常用炮彈。原來，當時北洋海軍各艦使用的炮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開花彈，另一種則是實心彈。開花彈的彈頭內填充的是火藥或炸藥，擊中目標后會發生爆炸;而實心彈的彈頭內則很少裝藥或不裝藥，更多時候是填充泥土、沙石來配重。實心彈擊中目標后當然不會爆炸，其作戰意圖是憑借重力加速度擊穿敵艦引起進水。

影片中，鄧世昌泣血控訴的“沙子炮彈”就是實心彈。當時，由于科技實力有限，北洋海軍的開花彈都需進口，國內有實力的兵工廠，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只能生產工藝相對簡單的實心彈，后期開展開花彈研究，里面裝的也只是普通的黑火藥，而不是更具殺傷力的黃火藥。戰爭開始后，北洋海軍由于經費不足，開花彈嚴重短缺，戰前只補充了55顆國產普通開花彈，平均一門炮頂多分得十幾枚。在海戰中，僅一個半小時這類炮彈就打光了。剩余的三個多小時里，定遠艦的305毫米巨炮只能發射根本不會爆炸的實心彈。

相比之下，日本在戰前投入巨資研制新式火藥，很快，其自主研發的“下瀨火藥”已經可以達到歐美水平。結果，大東溝海戰上，經過5小時鏖戰，參戰的12艘中國軍艦4沉2逃，其余被重創以致難以修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組建海軍較早，人員更新較慢，當時北洋水師炮手年齡普遍比較大，雖然體力不支，但由于經驗豐富，命中率要比日軍好得多。但縱使如此，卻無奈炮彈不給力。

制度之敗還是綜合因素作用使然？

最后一個問題，反思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目前普遍的結論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一戰功成，正式進入帝國行列。經此一役，清政府幾十年的洋務運動宣布破產，在康梁等人的推動下，舉國上下開始反思制度之敗。

關于是否為制度之敗，近些年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近代史學家馬勇推出的新書《重尋近代中國》一書中專門有一篇文章探討這個問題。馬勇先生認為，“洋務新政確實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內在缺陷，但由此而讓洋務新政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國的既往傳統和體制模式，似乎不僅于情理上很難說得通，而且事實上也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力。”

事實上，經過洋務運動的努力，19世紀90年代時，清政府的實力已經有目共睹，其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雖然不能與歐美列強抗衡，但在亞洲仍然具備領導力，是頭號強國。然而經甲午一戰，在日本的苦心醞釀下，中國剛剛復蘇的國力再次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更讓國人尷尬的是，堂堂天朝上國最后竟倒在一個彈丸小國面前，其恥辱絕非歷次侵略戰爭所能比擬。

按照馬勇先生的觀點，戰爭并不能代表真實的國力，歷史上兵強國不強、國強兵不強的例子比比皆是，單以一場戰爭成敗來自我譴責，顯然過于極端。外國人當時就有評論：“日本素修戰備，待時而動。中國則以寬渾為量，平日絕無疑慮日本有窺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出偵探中國情形，以為今日用兵張本。如中國早知日本素蓄此心，亦修備戰，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據此而言，則今日勝負情形，并非中東強弱之實證。”

打了敗仗就應該先反思戰略層面的問題，比如情報、軍備、戰法等，這些具體細微的事項，均是一場戰爭過后應該優先擺在案頭上的。然而，蒙受奇恥大辱的國人已不能再有這樣的耐心，甲午一戰之后，戊戌變法、宮廷內斗緊接而來，平靜的中華再次迎來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