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單方面推動的南海仲裁案臨時仲裁庭作出的所謂“最終裁決”否認了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主張，甚至宣稱因為南沙群島無法長期居住，因此所有海上地物均為礁巖。但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近日發(fā)掘的一批日本史料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說法。日本政府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期間，曾承認中國人在南海諸島上居住營生，并在公開報道和內(nèi)部資料中承認西沙群島屬于中國。

上世紀30年代，法國先后入侵中國南沙“九小島”和西沙群島，其擴張行動引起世界各國關注。正謀劃侵略中國的日本政府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了立場，決定以承認南海諸島歷來屬于中國、否定法國有“先占權”的方式來牽制法國。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一份《關于南海諸島礁歸屬關系》的史料記載，法國侵占南海諸島的消息曝出后，1933年7月19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日高給外務大臣內(nèi)田發(fā)去電報說：報紙報道的法國最近在菲律賓群島與西貢(今胡志明市)之間占領的九個小島，屬于支那(當時日本對中國的稱呼)主權下西沙群島的一部分。

在被法方告知九個小島并非屬于西沙群島而是屬于南沙群島后，日本政府通過一篇公開報道，報道了日本外務省關于“南沙群島肯定不屬于法國、日本曾經(jīng)開發(fā)、中國早已利用”的立場。

此報道刊于1933年7月21日的《讀賣新聞》。標題為《法國靠軍力無法真正占領島嶼——來自長岡大使的報告》。報道援引日本駐法大使長岡向日外務省的報告稱，日本人自1925年以來就在中業(yè)島上勘探銀礦，那里還有中國人先前居住的痕跡;而在法國侵占的另一個島(經(jīng)考證，應為雙子群礁)上，則一直居住著來自海南島的中國人。

1938年初夏，法屬印度支那當局占據(jù)了西沙群島。朱建榮發(fā)現(xiàn)當時的兩份報紙，證明日本在同法國的外交交涉中，仍然堅持“西沙群島屬于中國”的立場。其中一份是1938年7月8日的《讀賣新聞》早報，頭條報道為《我方向法遞文書表達嚴重關切，不承認法占領西沙島》。報道稱，日本外務次官堀內(nèi)7月7日召見法國駐日大使，向其遞交外交照會，要求法國從西沙群島撤退。照會明確表示，法方的行為“不會讓日本改變有關該群島只以支那為交涉對象的一貫立場”。

當天《讀賣新聞》的晚報也在頭版刊登題為《我向法抗議，西沙群島屬于支那領土》的報道。報道還援引了日本政府提供的“西沙群島是支那領土的根據(jù)”：一是1920年法屬印度支那海軍官員曾表示，在法國海軍記錄中，沒有西沙群島屬于法國領土的記載;二是1921年廣東省民政長官曾發(fā)表公示，稱西沙群島的行政由海南島支廳管轄。

此外還有大量日本政府在沒有域外勢力覬覦南海的情況下，同樣承認南海諸島屬于中國的檔案材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1929年日本召開第56屆帝國議會時使用的參考資料中，有一份題為《關于國人(日本人)在西沙群島收集鳥糞一事》的文件，其中詳細記載了西沙群島的情況。

該文件稱：西沙群島位于海南島東南、北緯16度至17度的南海上，“大正十年(1921年)，名為何瑞年的中國人取得西沙群島的利用權，設立西沙島開發(fā)公司。名為梁國之的中國人作為出資方代表，雙方簽訂了共同經(jīng)營契約。實際上資金來自日本，由名為平田末治的人提供”。朱建榮表示，日本想染指西沙，卻又知道該群島在中國管轄之下，所以不得不借用中國人名義進入。這說明日本當時承認西沙群島主權屬于中國。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一份《關于各國地理關系雜件》中則記載，時任日本駐廣東總領事代理須磨彌吉郎在1930年10月統(tǒng)計了廣東省的陸地面積，其中單獨標明廣州灣、香港、澳門、西沙群島的面積。

日本防衛(wèi)省收藏的海軍資料中，一份《關于廣東省當局開發(fā)西沙群島計劃一事》的資料顯示，日本海軍駐外人員曾在1933年5月向日海軍省軍務局長匯報，廣東省當局(指中方)正在秘密計劃開發(fā)西沙群島，該資料還被指定為“機密”級。日本外務省在1939年初的一份“省令”中也明確表示，日本駐中華民國海口總領事館的管轄區(qū)域包括廣東省中海南島、西沙群島、潿洲島等。

朱建榮分析認為，日本政府當時承認西沙、南沙屬于中國，并非出自“善意”，而是在直接侵占南海諸島“師出無名”的情況下，采取承認中國主權、否定法國“先占權”的外交立場，然后作為對華戰(zhàn)爭的延伸，出兵占領西沙和南沙。日本戰(zhàn)敗后，已將占領的南海諸島歸還中國。朱建榮說，這些原始資料證明日本清楚南海問題的由來，也清楚西沙、南沙屬于中國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