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坤(1536—1618)，字叔簡，一字心吾、新吾，自號抱獨居士，寧陵人，萬歷二年(1574年)進士。

呂坤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也是剛正不阿、為政清廉的官員，他與沈鯉、郭正域被譽為明萬歷年間天下“三大賢”，萬歷十八年(1590年)，呂坤擔任山西按察使，工作之余，呂坤采輯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跡，著成了一本婦女讀物《閨范圖說》。

作為一個思想家與官員，呂坤為什么要編這樣一本書呢？對呂坤來說，純粹是一種責任意識，明中葉以后，王陽明心學占居主流，傳統理學受到挑戰，叛逆意識在全社會蘇醒，封建倫理道德對婦女的束縛松弛，婦女們不再尊崇“三從四德”，“竟棄之禮法之外矣”，《金瓶梅》式的作品應運而生，類似“潘金蓮大鬧葡萄架”的情節往往令婦女們心馳神往，面對禮崩樂壞的局面，呂坤采決定編輯一本“正能量”的《閨范圖說》，以歷史上賢婦烈女的事跡，來重塑現實社會中的婦女道德觀。

《閨范圖說》刊行后，社會流傳甚廣，宦官陳矩有次出宮，看到了這本《閨范圖說》，便買了一本帶入宮中，鄭貴妃看到《閨范圖說》后，非常感興趣，親自作了一篇序文，又命人增補了十二個婦女典型，其中以東漢明德皇后為開篇，鄭貴妃自己的事跡作為終篇，然后讓自己的伯父鄭承恩及兄弟鄭國泰重新刊刻《閨范圖說》。

新版《閨范圖說》是鄭貴妃一手操作的，原作者呂坤根本就不知道是這件事，鄭貴妃為什么要花大氣力盜刊《閨范圖說》呢？當然是欲借此擴大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同版本的《閨范圖說》，目的顯然是不同的。

鄭貴妃為萬歷皇帝所獨寵，她急于擴大自己的影響，是既為自己謀得皇后之位，也為自己的兒子朱常洵爭得太子之位，這時的萬歷皇帝，已有長子朱常洛，但朱常洛與朱常洵都是庶出，而皇后又無子，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皇位繼承規則，朱常洛立為太子的可能性目前比朱常洵大，如果皇后亡故或被廢，鄭貴妃就可能晉為皇后，朱常洵就自然由庶出變為嫡出，太子也就非朱常洵莫屬，鄭貴妃重刊增補后的《閨范圖說》，確實是件用心良苦的事。

鄭貴妃重刊的《閨范圖說》，“流布漸廣”，呂坤根本不敢計較“版稅”的事，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憶擔任刑部侍郎的呂坤上了封《天下安危疏》(《憂危疏》)，奏請萬歷皇帝節省費用，停止橫征暴斂，以安定天下。

從《閨范圖說》到《憂危疏》，時間過去了八年，說的也不是一件事，但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卻借機說事，上疏彈劾呂坤，說他先寫了一本《閨范圖說》，偷偷送進宮里，是企圖“結納宮闈”，逢迎鄭貴妃;現在又上《安危疏》，是“機深志險，包藏禍心”。

呂坤太冤了，書被人改頭換面，還被人誣陷一通，好在萬歷皇帝對鄭貴妃也有抬高的意思，對戴士衡的彈劾不以為然，這事也就不了了之，此后，鄭貴妃借《閨范圖說》影響立儲之事也宣告破產——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預下，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

但到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一場意外事件再次讓呂坤與戴士衡進入風口浪尖，一個自稱“燕山朱東吉”的人，專門為《閨范圖說》寫了一篇跋文《憂危竑議》，以傳單的形式在京師廣為流傳，“朱東吉”意蘊朱家天子的東宮太子一定大吉，“憂危竑議”，顯然又與呂坤的《憂危疏》有關。

《憂危竑議》采用問答體形式，議論歷代嫡庶廢立事件，說《閨范圖說》首載漢明德馬皇后，馬后由貴人進中宮，呂坤此意其實是想討好鄭貴妃，而鄭貴妃重刊此書。

實質上是為自己的兒子奪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筆，說呂坤疏言天下憂危，無事不言，惟獨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稱呂坤與外戚鄭承恩、戶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等九人結黨，依附鄭貴妃。

《憂危竑議》即所謂的“妖書”，“妖書”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朝野之人均不明真相，紛紛譴責《閨范圖說》的原作者呂坤，呂坤受不了輿論的壓力，以生病為由辭職回家了。

明神宗看到《憂危竑議》后極為惱怒，但又不好大張旗鼓地追查，《憂危竑議》中鄭承恩被指名道姓。

他便懷疑《憂危竑議》是戴士衡和全椒知縣樊玉衡所寫，因為在戴士衡上疏前，樊玉衡曾上疏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并指斥鄭貴妃，萬歷皇帝不想把事情鬧大，只下令將樊玉衡、戴士衡逮捕，最后謫戍廣東雷州和廉州。

因為“妖書案”，戴士衡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呂坤因患病在家，沒有被問責，但他再也不敢重返仕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