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劉備集團從曹軍手中奪得漢中。此時，該集團擁有益州、荊州(三郡)和漢中郡，并有劉封孟達占領的上墉、房陵等三郡與益州的關(guān)羽勢力相聯(lián)。劉備集團勢力達到頂點。不料，公元219年底，關(guān)羽北伐失敗，本人被俘遭害，荊州軍隊瓦解。接著，劉封、孟達占領下的上墉、房陵等三郡地盤也被曹魏勢力奪去。從此，劉備集團失去了對荊州地盤的控制。公元222年，劉兵興兵伐吳，意在為關(guān)羽報仇，并爭取奪回荊州。苦戰(zhàn)經(jīng)年，仍然失敗。至此，劉備、諸葛亮集團勢力徹底退出了荊州，專心經(jīng)營益州四十年。四十年間，諸葛亮主政的蜀漢以益州為根基，數(shù)次北伐，均未竟全功。姜維接著北伐，也無果而終。蜀漢勢力在益州奮斗不息，卻總是闖不進關(guān)中，實現(xiàn)不了掃平中原，滅曹興漢的政治綱領，何以如此呢？

其實，蜀漢集團失去荊州以后，就從地理上失去了參與中原逐鹿的立足點。而獲得益州地盤以后，則擁有了自成一統(tǒng)的客觀條件。這是因為：

荊州四通八達，得天下須得荊州，而得荊州不一定得天下。荊州乃富庶之地，勢力強大的一方擁有之，可以憑籍其財力人力，南征北伐，進退自如。而勢力弱小的一方踞有荊州，則極易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垂涎和壓迫，難于偏安。蜀漢勢力在三國時期屬于最弱的一方，得荊州非福，失荊州非禍。可以說，劉備集團的荊州與風險憂患同在。相反，東吳或曹魏集團擁有荊州，意義則大不一樣。所以，劉備身邊的龐統(tǒng)、法正等高人曾屢勸劉備放棄荊州、專注經(jīng)營益州，原因亦在于此。

另一方面，蜀漢集團穩(wěn)坐益州，卻是處于西、南兩面無強敵競爭的憂患，東、北有天險屏障的保險。雖擴張不易，卻也易守難攻。進可以攻，退足以守，進退自如，戰(zhàn)略主動權(quán)基本掌握在自己手里。

公元222年，劉備從益州自三峽出兵伐吳失敗后，東吳大軍想乘勝追擊，一心要抓獲劉備。眼看劉備兇多吉少，命懸一線。劉備逃跑路上一忠勇驛卒早已吃透關(guān)鍵所在，及時把驛站中的存余物資挑來路上有序堆放，只放過劉備的逃跑大軍，眼見東吳追兵將近，即從容不迫地將堆放物資點燃。不可一世的東吳成千上萬追兵在逼仄的三峽險道中面對大火竟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劉備逃遠，即是例證。這充分說明，東吳集團打敗劉備雖然不難，但要想圖謀益州，并不象襲殺荊州的關(guān)羽那么容易。

從北面看，諸葛亮北伐雖然常常無功而返，但老謀深算、陰險狡詐的司馬懿卻不敢銜尾追擊，擴大戰(zhàn)果。冒險追過幾次，無不在險要地段被暗算，連名將張郃也在追擊中喪了命。而諸葛亮北伐不易湊效，全因路途艱險，無地籌糧。所以大軍難于展開，只能徐進緩圖。待攻占西涼、隴右等地，獲得廣袤的糧食、軍馬、兵源基地后，才能積蓄力量，增加北伐后勁。諸葛亮對大將魏延的兵出子午谷奇計不熱心，就是對與強敵對決得憑實力較量而不是憑有限的冒險投機所能湊效的實質(zhì)看得透徹的緣故。一千多年后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雖然大獲全勝，卻未能改變最終失敗命運的歷史演變，證明了諸葛亮當年思路之睿智和穩(wěn)健。

蜀漢失去荊州，也就失去了強大的資本，距離掃平中原，滅曹興漢的政治軍事目標越來越遠了。蜀漢偏處益州一隅，雖然有利于憑籍天險自保，增加了安全系數(shù)，卻注定弱勢，吃得補藥吃不得瀉藥，使滅曹興漢的目標從具有可付諸實施行動的條件(如關(guān)羽北伐等)變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遠大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