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首開“花榜選秀”

上海有花榜，被稱為“早期維新思想家”的王韜是始作俑者。王韜除了致力于傳播維新思想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評芳的資深狎客。

據陳伯熙著《上海軼事大觀》記載，他曾于光緒壬午（1882年）、癸未（1883年）、戊子（1888年）三開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將與之相好的素貞、竹卿、月琴三妓獨列榜中，遭到花界的非議。

王韜的個人品題，在李伯元運作下竟成了一個風靡上海十余年的文化產品。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魯迅稱為“譴責小說”的《官場現形記》傳世。他早年投身上海報界，與袁祖志合創《游戲報》，自謂“游戲主人”。該報別開蹊徑，不涉政治，惟以嘯傲風月為事，專供文士消遣，因而《游戲報》開上海小報之先河，將小報與花榜結合。

《游戲報》于光緒丙申年（1896年）創刊。創刊之始，李伯元便以“開花榜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辦了首屆花榜。為此他還制定“《游戲報》花榜凡例六條”，以色藝、才調等為評選標準。評選結果對入選的佼佼者以科舉考試的三科頭銜冠之，分題為狀元、榜眼、探花。

李伯元評選花榜的方式在當時頗為新穎，他以《游戲報》為載體，先將開花榜的消息登于報首，邀讀者投函保薦心儀的人選，再據薦書多寡選列名次，李伯元自詡這是“仿泰西保薦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后，滬上有此嗜好的諸君反響強烈，薦書紛至沓來，“十余日所得薦書，計百數十函”。

除保薦“名花”外，還有一些讀者特意致函，對花榜評選的流程、標準等細節一一詳加品評，提出各種意見。《游戲報》將來函中文辭上佳者擇優刊出，以引起讀者關注，甚至還引來了洋人的異議。美國人雅脫就致函該報，稱對其將“丑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后列”的做法不理解，這或許是洋人的審美趣味與國人有所不同的緣故。

有些妓女不愿被動地坐等待選，很想在上海“隸樂籍者凡三千”中拔得頭籌，自會想出一些抬高身價的法子。比如采取欲擒故縱的謀略，上海名妓金寶仙公開宣稱因羞與“姘戲子、馬夫者為伍”，請舉辦者從花榜中刪去其名。

此舉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揚，嘉其“甘于韜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貞，用心之苦，實有高出尋常萬萬者”。金寶仙后來并未退選，反因其“敦節尚品”的刪名之請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

經過多日的征集遴選，花榜在丁酉年（1897年）六月揭曉。開榜當日，上海街頭巷尾爭購《游戲報》，一時洛陽紙貴。

該報那天“初出五千張，日未午即售罄，而購閱者尚紛至沓來，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余紙，計共八千有奇。三日以來，而購者仍絡繹不絕”。

此次花榜仿照科舉題名，共選出一甲3名，二甲30名，三甲85名，計118位“花國進士”。對于評選結果，人們奔走相告，一時盛況空前。對列位“花國進士”，報館用鼓樂送匾以助興。榜上有名的妓女“一經品題，十倍聲價”，生意也興隆起來。丁酉花榜使《游戲報》銷路大增。以此次花榜為契機，李伯元不僅名利雙收，更是創造了一種報業和妓業共生共贏的商業模式。

“武榜”和“葉榜”為“花榜”增值

丁酉花榜結束不久，李伯元又計劃籌辦一次“遴芳會”，也就是要親睹目測參選者。其理由為：薦書中不實之詞太多，不可過于相信。

“遴芳會”的由頭雖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游為業的小報文人和一班妓女相會，說只是為了“驗其真容，再分別等第”，結果如何還真說不清，會不會有以身賄選的事，很值得懷疑。

總之，“遴芳會”的效果不佳，影響遠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約因所謂“遴芳會”不過是一群文人和幾個妓女的自娛自樂，全然沒有花選的大眾性和娛樂性，自然少人問津。

此次失利之后，李伯元又回到對“花選”這一成熟產品的深度挖掘上來。創造力旺盛的他還開發了兩種新名目：品評妓女中擅曲藝者的“武榜”和評選優秀阿姐的“葉榜”（阿姐即妓女中年歲較長者，譬之以“葉”，有以“葉”襯“花”之意），大大提高了“花榜”的價值。

繼首開花榜以來，李伯元的花選連開四屆，算上武榜、葉榜之流，則十屆有余。李伯元的最后一選，恰逢庚子拳亂，正因如此也選得別開生面。

庚子花榜專為由京津一帶南渡避難的殘花流鶯而設。李伯元特作“擬訂津門劫余花選啟”一文曰：“津門花事，向極繁盛……一聲鼙鼓，驚頗霓裳，舞榭歌臺，可憐焦土。巢燕散侶，鄰鶯失群……惟聞野哭。悲夫悲夫！”

花榜的極盛與速朽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開花榜，花榜之舉非但未因此減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引得各路洋場才子紛紛跟進。

清末上海報人與妓女的狂歡，在李伯元之后進入了高潮。一批效仿《游戲報》，專登青樓妓寮消息的小報相繼創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報》、1902年的《娛閑日報》和《花天日報》、1903年的《花世界報》，還有《閑情報》《娛言報》《乘風報》等。

這些小報幾乎原封不動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藝榜）-葉榜”的模式。為了斂財，有些小報甚而一年中開夏秋兩榜。然而，花榜畢竟是無聊文人的余興節目，不得長久，由極盛到末路也不過幾年時間。而花榜越開越頻，花魁越選越多，已有泛濫之勢，滬上諸君漸不覺新鮮。

諸小報為求生計，私下為妓家大開方便之門，也助長了選花榜的賄選之風。對賄選，李伯元在初創花榜時便有所警惕。他曾聽說以前有某家報館擬開花榜，先派訪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寫妓女姓名，該訪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賄，每家自一兩元至數十元不等。對此類行徑，李伯元深以為不齒：“不特有壞名聲，且亦大負該報館主人之初心。”

為表明公正，他在開花榜時特別強調：“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視此（投函）為衡，本主人不參一毫私定。”果然，他所辦的幾屆花榜皆以規矩嚴密而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嘖嘖稱道。而庚子年后，報社以花選之名向妓女索賄，已近慣例，絲毫不以為恥。

落到這般境地，花榜已淪落為妓女的變相廣告，開花榜的小報也降格為引導消費的指南。因花選含金量大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

1919年，當類似的花選再啟時，有個妓女因嫌破費，拒絕了“花國總統”的頭銜。此舉應是實心實意的退選，并不是10年前金仙寶的以退為進之道。

早期的花榜，雖然內里是報人和妓女間精明的利害計算，表面還不脫傳統士子文酒雅會、詩文相娛的游戲趣味，至庚子年后則蛻變為赤裸裸的商業行為。文人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他們在職業上依靠市場維持，以其腦力為各行各業服務。

因而，在花榜興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從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變成了與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謀生計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選秀活動不僅是一次娛樂業的集體狂歡，也見證了中國傳統文人的身份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