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和“天寶”，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禪位時的“先天”，他在位44年間，共用了三個年號。整個唐代，年號變換最多最快者，當數他的祖父高宗李治與祖母武后，兩口子前后執政50余年，共使用32個年號，其中一年一換者11起，一年兩換者5起，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我估計這是武則天的主意，那個強勢的女人，精力過剩，欲望強烈;絕不安分的她，不搞點驚人舉動，不鬧點轟動效應，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換年號，成了武則天的一項游戲。年號通常兩個字，她改唐為周稱帝之后，甚至用過“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四個字的，對她來講，換年號如同兒戲，官府不堪其擾，民間不勝其煩。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實際掌權后，頭一件事便是改年號為開元，而且一下子堅持用了29年，終結了武則天的年號亂象。

李隆基接位時才27歲，年青有為，朝氣蓬勃。他實干、勤政，政治上除勁敵，朝政上用賢臣，國用上講節儉，吏治上重考核，身體力行，勵精圖治，志在升平。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國人的生存能力、恢復能力和健壯起來的能力，是相當強大的。只要給以安定的環境、發展的空間、寬松的氛圍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無論國家的底子原來多么薄，百姓的生活原來多么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人就是有辦法使自己的國家出現奇跡般的變化。往近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輝煌成就，這是我們大家親身經歷的;往遠說，漢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極著名的例子。

太平，很重要。唐的開元盛世比漢的文景之治少了10年，在這29年里，沒有大的戰爭和大的災難，因而也沒有大的動亂。正是由于太平，“戴白之老，不識兵戈”，這才成為盛世。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這29年里，至少有20年沒有大的“混賬”。在封建社會里，最高統治者往往決定國家是成是敗，是禍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順宗、憲宗兩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是一位有頭腦的經濟專家，他對于開元盛世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盛。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開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謂“驛驢”，用時尚的話說，就是“驢的”。想想當下城市里居民打的之難，真羨慕唐朝人的這一份便利。

可想而知，唐代大詩人杜甫，從他家鄉河南鞏縣來到洛陽賣藥，肯定沒少打“驢的”。在《憶昔》一詩里，對于他童年、青年度過的年代，留戀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里流露出來的詩句，可是千真萬確的贊美：“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圣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余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詩人所寫的“小邑猶藏萬家室”，看似平淡，實則意涵深刻，因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現象，是衡量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指標。“邑”，是比都城和省會小，比區、鄉和村鎮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個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縣城，居然聚集上萬戶人家，數萬名百姓，這說明唐代的人口直到開元年間，才恢復到前朝隋大業年間的規模。

我們常說“人口紅利”，沒有人口，哪來紅利？所以，史學家錢穆認為：人所稱羨的貞觀之治，其實在經濟實力和人口總數上，都無法與隋煬帝楊廣的大業年間相比。據《資治通鑒》：“隋大業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于此矣。”僅以河南鞏義的洛口倉為例，這一個倉的儲糧竟高達駭人聽聞的24億斤，比起當下的國家糧儲基地，也不覺遜色，可證隋大業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混賬，從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曇花一現的命運。中國有兩個應該輝煌卻輝煌不起來的短命王朝，一為秦，一為隋，秦敗于二世胡亥，隋敗于二世楊廣。楊廣比胡亥更能“敗”，第一驕奢淫逸，第二窮兵黷武——修建大運河，重蓋洛陽城，親征吐谷渾，三討高句麗。家底再厚，也經不起這十數年的折騰。隨后，民不聊生，舉國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動亂、混戰，全中國差不多2/3的人口死于這場災難。

李世民成為皇帝的樣板，有很大程度的誤會。他接手時的江山，元氣大傷，既窮且破，頭幾年因天災，老百姓都吃不飽。他的“偉光正”純系文人哄抬起來的。唐貞觀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觀，拍馬屁的官員奏請唐太宗泰山封禪，這是中國帝王最為虛榮的無聊把戲。舉朝官員面面相覷，不敢異議，只有魏征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稀，灌莽極目”，“隋末大亂之后，戶口未復，倉廩尚虛”。魏征以直諫出名，李世民盡管不愛聽，可一想，河洛地區麥熟之時，還得把關隴地區的饑民帶出來覓食，盡管很想風光，也不起勁了。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馬周上疏中，還在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這說明什么問題呢？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貞觀之治，也未能改變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現象。沒有人口，誰來創造財富？戰爭之可怕，就在于殺人容易造人難，要把童稚養成勞動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極費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即今現有戶三百八十萬。”說明唐王朝立國半個世紀，總人口還未達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斷，唐太宗李世民為帝時，全國戶不足三百萬，口不足一千萬。就這份小家業，封哪門子禪啊！所以說，貞觀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論建設上有所貢獻，這種盛世，與百姓的肚皮無關，故爾是虛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全面開花，才是貨真價實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