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官方記載，基督教在唐代傳入中國，被稱為景教，但多由少數民族所信奉。在漢族主政為主和人口居多的中國大陸，景教沒有形成引人注目的勢力。到了明末清初西學東漸，基督教(到中國后被翻譯為天主教)才在中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毫無疑問，官員是信息和事實上最早接觸到傳教士的群體，因為他們有管理之責，而且科舉制下的官員對知識具有遠較普通民眾為上的鑒別能力和賞識度，因而也容易接受這批“科學傳教”的遠方客人。因此，傳教士在中國官員群體中有了最早、關系最為密切的朋友，早期的中國教徒也基本是官員。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求得肇慶知府王泮的允許，在當地建立了傳教據點。王泮支持利瑪竇在肇慶的傳教活動，還與他保持著平等、友好的關系，襄助他的科學傳教活動。萬歷十二年，王泮出資刊行了利瑪竇繪制的《山海輿地全圖》。1592年初春，利瑪竇前往南雄拜訪瞿汝夔(瞿太素)。瞿氏請求利瑪竇收他當學生，邀請這位洋老師在自家吃飯，送給他綢料為禮。之后跟著利瑪竇從事科學研究，如算學、地球儀、歐幾里德幾何學、各種日晷，等等。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這個雄心勃勃的貴人是一位歐洲傳教士的學生，歐洲的信仰始終是他所談論的和崇拜的對象。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贊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瞿太素后來休了妾，皈依了天主教。

在傳教士結交的士大夫中，徐光啟無疑是眾人最熟悉的。徐氏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內閣次輔，不僅影響大，而且成就多。

1593年，徐光啟赴廣東韶州任教時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雙方關系融洽。1596年徐光啟回籍時邀郭居靜到滬傳教，1606年郭居靜為徐光啟全家大小付了洗。因為徐光啟身為翰林，知識淵博，德高望重，影響極大，城中許多著名人士也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此外，受洗的大官還有任過平祿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員外郎等職的李之藻;監察御史楊廷筠。1610年，來自全國各省的5，000官員一起來朝覲皇帝，另有5，000考生參加進士考試，他們都想見利瑪竇。在考試空隙中，登門找利瑪竇求教幾何的人絡繹不絕。有人暗下決心，如果中了進士，就立刻開始學數學，研究《幾何原本》。

清人入關后，前幾任皇帝多對傳教士保持了禮遇。

順治帝親政前，湯若望已深得攝政王多爾袞信任，對他能預知天象通曉物理的本領相當敬佩，允許他在天文呈報中加自己的見解。湯若望通過欽天監監正這個特殊的官職廣泛結交宮內外宗室權貴，甚至參與皇室即位大事。比如他曾以多爾袞擅權專政提醒過幼小的皇帝。1651年1月多爾袞病逝后湯若望為順治帝選擇了親政日期，幫他親政，鞏固了清初的政權，得到了順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順治帝非常欽佩湯若望的道德與學問，與之保持很好的關系。湯若望曾以他的醫學知識治好了孝莊太后的侄女、順冶帝未婚皇后的病，為此皇太后對湯若望很感激，認他為“義父”，順治帝也尊他為“瑪法”(滿語，尊敬的老爺爺)。

到了康熙時期，比較開明的政治環境和相對開放的對外政策，引致大量歐洲傳教士來華，白晉、張誠、洪若翰與杜德美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康熙很聰明，也很喜歡西方科學，同時表現了少數民族政權尚未被漢族夷夏觀念同化毒害之際對異質文化的寬廣胸懷。他在皇宮內跟傳教士學習數學、天文學、醫學甚至人體解剖學，也學習了《圣經》的一些教義，還寫詩贊美耶穌的殉道行為。《基督死》一首就很有名：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慘慟八垓驚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傳教士們覺得康熙非常開明寬容，將給康熙受洗入教提上日程。他們紛紛寫信給歐洲贊美康熙，希望派更多傳教士來，樂觀地認為中國的基督教化指日可待。從他們寫的《外國人眼中的中國人：康熙大帝》一書中，就以大量事實反映出了這位皇帝與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達三十多萬，擁有教堂三百座以上。

利瑪竇死后，龍華民接任北京會督，他向羅馬寫信，要求針對“腳踏兩只船”的中國信徒做出裁決。1715年，羅馬教皇發布禁約，嚴禁中國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針鋒相對地頒發內務府信票，只準承認中國禮儀的教士留在中國。1773年，羅馬宣布解散耶穌會，重要的理由在于：他們無法容忍耶穌會“因在亞洲傳播知識而忘記了傳福音、過于適應當地習俗”。后來恢復的耶穌會已經完全不是早期的精英隊伍和傳教方式。因為中國的上層不可能不祭天不祭祖，故而只能與天主教分道揚鑣。雖然中國民間的天主教信仰并沒被禁止，但教徒由上層的高雅徹底轉到了下層民眾中，混飯和尋求教會幫助成為入教的基本動因，即所謂“吃教”。

看似微不足道的禮儀問題，對東西方關系發生了根本性影響。

其一，徹底決定了中國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結局。

明末清初是中國最有希望與世界科技界融為一體的時期。科舉制選拔出來的官員雖然沒有經過科學技術訓練，但他們的好學、勤奮、悟性，決定了半路出家完全可以得道的結局。從徐光啟在科學方面取得的成就就足見這一點。當教徒基本限于目不識丁或只為生計奔波的階層時，他們既沒有關注科學的興趣，也沒有這方面的學習能力。傳教士活動也只能就著低端，從而失去了科技交流方面的意義。

其次，中國失去了最好的西方老師。

早期到中國的耶穌會士都是受過極高專業訓練、品德方面精挑細選的人士。在勢單力薄的情況下，他們必須以真誠、克制、平等和勤勉才能贏得人心。比利瑪竇等人來華更晚的1639年，約翰·哈佛在向清教徒捐贈了400本圖書，就能成哈佛大學校史的里程碑;直到19世紀初美國前總統杰斐遜將自己的6，487冊私人藏書出售、美國國會圖書館才有了首批像樣的館藏。但此前的1614年到1618年間，傳教士金尼閣在歐洲專為中國教區募集的西方書籍就達7，000部。這批書籍先是隨金尼閣一行到達澳門，之后進入中國內陸。如果東西之間的文化交流能平和地進行下去，或許中國就沒有近代挨打受氣的屈辱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