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吉爾斯東大街9號的墻上有一塊藍色牌子，上面鐫刻著這樣的字名：植物學家福鈞1880年逝世于此。你是否覺得此人是一個陌生的名人？不僅你有如此感覺，在這個70%的居民都養成了每天下午喝一杯茶的習慣的國家里，很少有人知道此人的冒險經歷。福鈞(又譯“羅伯特·福瓊”)曾在19世紀中葉潛入中國，在中國人鼻子底下竊取中國的茶葉機密。他的冒險行動收獲巨大：現在，全世界的茶消費每年達9000億杯之多！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歷史學家關注過福鈞過去執行高風險任務的情況。但英國茶道愛好者、紀錄影片制片人、法學家威利·佩雷爾施泰因揭示了前大英帝國經濟文化史中的這個重要插曲。1996年，在閱讀了福鈞的手記《茶葉和鮮花之路》以后，佩雷爾施泰因隱約地感覺到，在這部手記的字里行間蘊藏著另一種情景。于是，他同作為電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爾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開始研究此事。歷時4年的研究證明，福鈞當年的冒險活動乃是一種經濟間諜的活動。

鎖定目標：茶葉

19世紀40年代，盡管有來自布魯斯兄弟(蘇格蘭人)1830年在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開辟的茶葉種植園的競爭，中國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葉生產和供應國。對布魯斯兄弟十分不利的是，他們生產的茶葉質量太差，根本不可能與中國的茶葉媲美。

1834年，自1599年以來一直為英國王室服務的東印度公司喪失了茶葉進口的壟斷權，自己生產茶葉就成了這個貿易巨頭(18世紀末，該公司在鼎盛時期控制著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貿易)的主要目標。在茶葉貿易上依賴中國的東印度公司作出了很大努力，想移種中國茶。為此首先必須找到能刺探到中國茶葉生產秘密的專家，東印度公司把目光轉向了福鈞。

福鈞對中國比較了解，因為1842至1845年間，他曾作為倫敦園藝會領導人在中國呆過一段時間。在旅居中國過程中，他學習中文和遠東的風俗習慣，熟練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國時帶回了100多種西方人沒有見過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他指出，綠茶和紅茶是同一種植物，這一看法在西方人中引起了爭論，被認為是胡說八道。

受東印度公司的派遣，福鈞于1848年6月20日從南安普敦出發前往香港。但這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佩雷爾施泰因從保存在英國圖書館里的東印度公司資料中發現了一份命令。命令是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據植物學家詹姆森(他負責在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支脈試驗種植茶葉)的建議發給福鈞的。命令說：“你必須從中國盛產茶葉的地區挑選出最好的茶樹和茶樹種子，然后由你負責將茶樹和茶樹種子從中國運送到加爾各答，再從加爾各答運到喜馬拉雅山。你還必須盡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經驗的種茶人和茶葉加工者，沒有他們，我們將無法發展在喜馬拉雅山的茶葉生產。”福鈞毫不猶豫地充當起了間諜角色(他預計完成這一任務需要24個月時間)，這既出于冒險的愛好，也是基于利益的誘惑：英國付給他的報酬是每年550英鎊。

化裝潛入大量盜取

1848年9月，福鈞抵達上海。當時的上海還只是一個根據南京條約向外國人開放的小港口，被認為是“冒險家的樂園”。那時，鴉片滲入中國，近200萬中國人沉湎其中。鴉片對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但對英國商人來說卻是賺錢的好辦法。形勢很緊張，中國人對歐洲人很敵視。在這種情況下，福鈞必須運用計謀才能混入當地民眾中而不被認出來。但這很有難度，因為福鈞身高1.8米，具有英國人的膚色。他弄了一套中國人穿的衣服，按照中國人的方式理了發，加上了一條長辮子(他上次在中國就已用過的辮子)，打扮得讓鄉下的農民認不出他是歐洲人(農民也沒有見過歐洲人)，然后向以盛產綠茶聞名的黃山進發。陪同他前往的有來自產茶區的兩個中國人。這兩個人一個是男仆，一個是苦力，他們收了福鈞的錢，便幫助他隱瞞身份。

福鈞的任務充滿風險。他是繼葡萄牙人后第一個滲入中國內地的外國人，如果被清王朝的衛士發現，他必死無疑。此外，他還必須小心提防無處不在的強盜匪徒，對付急流險灘，靠葡萄牙人繪制的錯誤百出的地圖尋找道路，應付隨時可能患病的危險。但這些風險不但沒有嚇倒福鈞，反而使他感到十分興奮和刺激。正像佩雷爾施泰因所說的那樣，福鈞是"一個杰出的植物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冒險家"。

面對豐富多彩的各種植物，面對滿山遍野的綠色茶樹，福鈞興奮不已。每走一段路，他都要紀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佩雷爾施泰因就從圖書館里看到過他寫的14篇旅行手記。福鈞從早到晚觀察植物，他深知茶樹種子在當地茶園是多么珍貴和受重視。

在跋涉于蕭茶區的過程中，福鈞發現，這里多霧的氣候和富含銀元素的土壤很適于種植藥用茶。他由此了解到何種氣候和土壤才適于種植優質茶。在寧波地區，他采集到許多茶種。他常常碰到這種情況：由于他出手大方，表現得體，主人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茶招待他這位客人，以感謝他的來訪。

秘密偷運招募能人

1848年12月15日，福鈞在寫給英國駐印度總督達爾豪西侯爵的信中說：“我高興地向您報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種和茶樹苗，我希望能將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兩個月里，我已將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種播種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將茶樹苗送到印度去。”他信中所說的院子，是指英國駐當地領事館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國商人住所的院子，福鈞用這些院子來試驗種茶樹。他發往加爾各答的每批茶種和茶樹苗都是分3只船裝運的，目的是盡量減少損失。

1849年2月12日，在途經香港時，福鈞致函英國駐印度總督說，他想到著名的紅茶區武夷山去考察一下。獲準之后，他以及隨從到了武夷山，其間住宿在一些寺廟里。他從寺廟的和尚那里打聽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別是茶道中對水質的要求。這一次，他喬裝成知識界名流，了解到了使綠茶變成紅茶的過程：對茶葉進行發酵處理，從而使茶葉的顏色變暗。綠茶的制作則不經過這道工序。當時多數歐洲人一般都喝紅茶，因為綠茶運輸過程中在船艙中發酵了。所以，綠茶和紅茶都屬于同一種茶。

福鈞準備回印度。但是，他學到的茶葉知識還不夠用，只有中國的種茶者才能把他們種茶和制茶知識傳授給印度的茶葉種植者。在回印度前，福鈞根據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國顧問們的建議，招聘了8名中國工人(6名種茶和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葉罐的工人)，聘期3年。這幾個中國人離開中國沒有引起任何懷疑(1851年，有許多中國人離開這個正在衰落的帝國，他們主要是前往舊金山和加利福尼亞)。1851年3月16日，福鈞和他招聘的工人們乘坐一只滿載茶種和茶樹苗的船抵達加爾各答。他們的到來將使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支脈的山坡上增加兩萬多株茶樹。

最大的受害者：中國

3年后，福鈞終于完全掌握了種茶和制茶的知識和技術。這甚至對印度的茶葉種植者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同中國茶競爭，他們就必須掌握這些知識和技術。佩雷爾施泰因強調指出："福鈞在茶葉和茶樹苗運輸方面是有所創新的;他挑選中國茶葉工人充當他的助手。這大大促進了印度茶葉種植業的發展。"

福鈞深知他從中國竊取來的這些有近5000年歷史的訣竅的價值。但是，他卻沒有估計到，中國錯過了賺錢的機會，再加上19世紀末的經濟災難，中國的茶葉生產因此受到了嚴重打擊。

回到英國后，福镥發表了他的旅行手記，刪去了原稿中與他的間諜使命有關的細節。他從手記的出版中獲了利。

1853--1856年，福鈞又到中國呆了3年，目的是進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術，招聘更多的中國茶葉工作到印度去幫助東印度公司擴大其茶葉種植規模。

與此同時，在印度境內的喜馬拉雅山山坡上，茶葉產量不斷增加。1866年，在英國人消費的茶葉中，只有4%來自印度。到1903年，這個比率卻上升到了59%。中國人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茶葉機密是怎樣泄漏出去的。當時，在世界上銷售給西方人的茶葉中，中國茶葉所占的比率下降到了10%。

福鈞晚年默默無聞。英國王室既沒有給他頒發勛章，也沒有讓他從給英國帶來的貿易收益中提成。但他生活得并不拮據。

現在，在中國，只有在杭州茶葉研究中心能看到福鈞寫的書。但是，沒有任何人知道他曾在中國充當英國間諜。佩雷爾施泰因的姐姐拍攝的關于福鈞冒險經歷的資料片有朝一日可能會在中國放映。屆時，中國人將會明白自己在一個半世紀前曾落入什么樣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