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wèi)不但對付大臣，還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軍情民意，凡是有一點對皇帝不利的言論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

封建社會自秦朝立國以來，歷朝歷代都在用著各種手法維護著統(tǒng)治者的利益，他們目標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秦朝以暴治國，信奉武力至上，結(jié)果二世而亡。漢唐尊儒而教，但外戚、宦官污穢于朝，仍擺脫不了歷史的輪回。到了明朝的朱元璋，又發(fā)展了一個統(tǒng)治人民的利器，那就是特務統(tǒng)治。有明一代，特務的興旺是中國歷朝歷代所不能比擬的，相互告發(fā)，人人自危，成為明朝時期統(tǒng)治的一大特色。

朱元璋是由平民出身打天下的，中國封建社會有一個怪圈，凡是由哥們一起打天下的，曾經(jīng)在一個被窩睡覺的，打下天下后都不得善終。最后掌握皇權(quán)者或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權(quán)威，或是為了利于下一代接班，都要對年輕時摸頭拍背的哥們功臣進行誅殺，以防他們功高震主。對此朱元璋有一句最精辟的信奉：“臥榻之側(cè)，豈容他人酣睡。”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比歷朝皇帝犯的疑心病還重，對身邊的戰(zhàn)友越有能力的越不放心。宋朝的趙匡胤也是對功臣不放心，但他采取的辦法還是有些人情味，就是對功臣給你好吃好喝，交出權(quán)力，回家離休。這些人跟著趙匡胤打天下時沒有能力是絕不能用的，不能養(yǎng)吃閑飯的呀。但等打下天下后，能力就成了功臣的負擔，每個人不能再同朕一樣還考慮天下大事，今后只能想著自己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后來大臣們在趙匡胤面前都千方百計的表現(xiàn)出自己對金錢的追求，對財產(chǎn)的貪婪，對前途目光的短視，而且都得了一個共同的健忘癥，就是忘記了國家還有朝廷這樣一個辦事機構(gòu)，從不過問朝廷政事，趙匡胤這樣處理帶來的好處是君臣相安無事。

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之，他主要是怕禍及其子，不利于今后的傳宗接代，于是在洪武二年成立了錦衣衛(wèi)的特務組織。并賦予巡察緝捕之權(quán)，下設鎮(zhèn)撫司，從事偵察、逮捕、審問活動，且不經(jīng)司法部門而成為一個我行我素的獨立部門。

朱元璋首先拿丞相胡惟庸是問，并于洪武十二年開刀問斬，胡惟庸一案株連多達萬人，最后連太師李善長也受牽連，77歲時李善長全家被殺。

接著十三年后朱元璋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了功臣藍玉。藍玉對于朱元璋那是夠赤膽忠心的，藍玉被誅天下喊冤，但藍玉案還是又株連一萬多人，藍玉案后明朝功臣凋零。

這樣的誅殺大臣連太子朱標都看不下去，曾進諫說：“陛下誅戮過濫，恐傷和氣。”當時朱元璋沒有說話。第二天，他故意把長滿刺的荊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揀起。朱標怕刺手，沒有立刻去揀，于是朱元璋說：“你怕刺不敢揀，我把這些刺去掉，再交給你，難道不好嗎？現(xiàn)在我殺的都是對國家有危險的人，除去他們，你才能坐穩(wěn)江山。”

錦衣衛(wèi)不但對付大臣，還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軍情民意，凡是有一點對皇帝不利的言論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當?shù)氐墓倮粢膊桓译S便過問他們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對他們的不滿，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務們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輕也要落個殘疾的下場。

朱元璋將錦衣衛(wèi)派到各地，事無巨細，他都要聽，包括大臣家晚上請的什么客，作的什么詩，第二天上朝有時朱元璋還裝出無意的樣子當面提醒酒宴中的細事，群臣無不驚駭，在朝廷上戰(zhàn)戰(zhàn)兢兢，而朱元璋恰恰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據(jù)明史記載，錦衣衛(wèi)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么夾棍、腦箍、攔馬棍、釘指等等都包括其內(nèi)。其中有一項刑罰叫做“杖刑”，特務對于“杖刑”的執(zhí)行非常有講究，對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說“打著問”，意思是不必太重;當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說“好生打著問”;當庭審官被激怒，不想讓你活時就說“好生著實打著問”，那時犯人就只有進氣沒有出氣了。從封建王朝歷史上看，明朝是特務組織最恐怖的一個王朝，而他的由來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統(tǒng)一的中國，對反抗的城市經(jīng)常采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為了長久統(tǒng)治中國，開始學習前朝，遵行“漢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圖緩解政局的矛盾。但是當時投降的漢臣皆精于儒術(shù)而不熟悉法術(shù)，崇尚人治而不喜歡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時產(chǎn)生較大的困難。他們只好上學漢唐，下學金朝，照葫蘆畫瓢，從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觀的條律，制訂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則性的。雖然這些新法律有利于國家建設，但因為過于簡略，根本就沒有落實到基層，下層官員由于貪污受賄等原因，往往還是用原來的暴力來解決存在的矛盾。

另一個重要差別是元朝原來制定的有“南北差異”的法律，蒙古人和漢人在法律制定上開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漢族人同蒙古族斗毆，漢人打死蒙古人要處死，而漢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軍出征，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兩層皮，表面的法律和實際的暴力，加上元朝統(tǒng)治只有八十年，時間過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這直接導致了漢族在基層以各種方式醞釀反抗，政治謠言、私下串聯(lián)比比皆是。蒙古貴族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規(guī)定幾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這樣民族反抗的決心越大，民間的隱蔽議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義就沒有斷過。

朱元璋是以布衣起家，他對民間的活動了如指掌，知道民間力量的強大，并且朱元璋就是以此興業(yè)的，所以投鼠忌器，很害怕在他執(zhí)政時期也由于民間的反抗而翻船。

在朱元璋自身的經(jīng)歷中，在郭子興軍中由于多次險遭暗害，使朱元璋的警惕性和疑心，隨著權(quán)力成正比增加。

而他的布衣出身，證實了古來“將相寧有種乎？”的正確性。自己是從平民爬到皇位，那別人在理論上也有機遇爬到自己的位子，出身的自卑、擔心朝臣的出賣、危險的無處不在以及皇權(quán)的巨大誘惑，這一切使朱元璋從消極的一面接受了元朝的教訓，不擇手段的殘酷鎮(zhèn)壓可能的任何反叛力量。

明朝建立以后，明朝的政治制度開始時沿襲元朝舊制，中央設置中書省，左右丞相。但朱元璋由于接受消極教訓，感到元制的中書省權(quán)力過大，洪武九年廢中書省，設立分置的布政司，執(zhí)行權(quán)還歸布政司，而決策權(quán)收歸朱元璋。在政治上繼續(xù)集權(quán)的同時，朱元璋軍事上開始分權(quán)，改原來的一個大都督府為后來的五個大都督府，軍隊分而治之而形不成反抗力量。同時建立一套特務機構(gòu)，直接歸朱元璋統(tǒng)轄，在軍政兩套系統(tǒng)之外又建立了第三套監(jiān)視機構(gòu)，使軍、政、特相互監(jiān)視，相互制約，欲至天下人于股掌之中。

治天下者，行大道，視天下者如父母，天下者必為其樹碑立傳。治天下者，行茍且之事，視天下者如草芥，必為天下者所唾棄，明朝雖建有蘇三監(jiān)獄之類的用具，終不免灰飛煙滅，遺臭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