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余人。

張學良：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義演。戲散后張見到急電，匆匆離去。凌晨一點，張召集東北軍在北平的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指示“避免沖突，不予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次日凌晨，張決定電告南京，請中央向國聯提出抗議;下午，張接見日本記者，就事變發表意見，說道：“昨夜接到奉天報告，知有中日沖突發生，我等無抵抗之力，且無必戰之由，故我已嚴令部下絕對不抵抗，任日本軍之所為。”

對于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張學良晚年的解釋是：“你責備我不抵抗，我不承認，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我自己考慮，日本不可能這樣做，軍人要這樣做，(日本)政府也會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日本的判斷是判斷錯了。”

青年時代的張學良(中)

蔣介石：事變前夕正謀求與日本陸軍中樞建立戰略伙伴關系

9月18日晚9時半，蔣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前往江西南昌。晚10時20分左右，日軍在沈陽發動事變。19日晚，蔣接到上海電報，獲知東北出事，隨即致電張學良，鑒于日方誣蔑中國軍隊炸毀鐵路，中方對外宣傳應努力辟謠。

21日下午，蔣返回南京。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布“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沖突”。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尋求國聯的支持來處理事變，而未曾給張學良和東北軍下達過“抵抗命令”。東北軍的“不抵抗”，相當于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默認。

臺灣學者黃自進認為，事變前夕，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壞《九國公約》的大不韙而侵略中國”;而且，事變前夕，蔣還在致力于“與日本的陸軍中樞建立起戰略伙伴關系”。其中，僅1930年度，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署了多達16件武器買賣的契約，其金額占到了該年度中國對外采購武器總金額的三分之一強，日本已成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武器采購國。鑒于這種關系的存在，蔣認為，“零星的沖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總有轉圜余地”，所以默認了東北軍的“不抵抗”。

蔣介石

關東軍：目的不光是占領全東北，還想要給日本政府制造危機

據日方檔案，事變期間，日軍僅包括10400名關東軍及4000名朝鮮軍;關外的東北軍則有179500名之多。事變結果，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余人。

日本學者戶部良一認為，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試圖占領包括北滿在內的整個滿洲”，而且“試圖通過計謀挑起日中間的沖突，……造成日本的國際關系緊張，形成對外關系的危機。……他們的目標是打倒‘腐敗墮落’的政黨政治”。關東軍既然懷著這樣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約束。所以，張學良“認為日本政府應該能夠恢復對關東軍的控制”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建立在這一判斷基礎上的“不抵抗方針”，不但不能緩和局勢，反而促成了“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基本得以按照計劃進行”。

廣州政府：逼蔣下野，直接導致張學良放棄東北最后一個據點

事變爆發時，中國內部，除南京政府外，還存在一個以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為代表人物，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李宗仁等為后盾的“廣州國民政府”。胡漢民在國民黨內有“黨魁”的身份，蔣介石是軍事領袖;南京與廣州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黨權和軍權的爭斗。

關東軍少壯派代表、“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石原莞爾

這種爭斗，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廣東方面借事變向南京頻頻發動政治攻勢，一度將蔣介石逼到要親自“率師北進，與倭寇決戰”，并取消黨治、開放政權的地步——前者是為了盡力保存自己的軍權，后者是為了拆掉胡漢民的黨權。但這種極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蔣介石最終只能選擇在1931年12月15日辭職下野。

蔣的下野，所帶來的最直接后果，是張學良不放一槍一彈，放棄了中國軍隊在東北的最后一個據點錦州。張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得到情報，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雖一再敦促他抵抗日軍，私下里卻與日本政府達成了“查辦張學良”的共識——實際上，因張學良親蔣，一直被廣州政府視作必須拔除的眼中釘，自事變爆發，即不遺余力對其進行攻擊。張學良放棄錦州，意味著東北終于徹底淪亡。

1931年5月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為汪精衛，左四為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