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關羽發(fā)動襄樊戰(zhàn)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鎮(zhèn)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整個襄樊之戰(zhàn)，首尾長達半年之久，從開始的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到后來的曹操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等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guī)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方面竟沒有采取任何對策。最后當關羽敗走麥城，全軍覆沒之際，蜀軍援兵也還是遲遲不至，這引起了后人的紛紛猜疑。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子彥在專業(yè)期刊《史學集刊》上撰文指出，關羽之敗，敗在吳魏聯(lián)盟絞殺，但真正把關羽送上斷頭臺的卻可能是自家人諸葛亮。

襄樊之戰(zhàn)，前后半年之久，蜀漢為何不派一兵一卒？對此，學者多有議論。早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曾提出獨特見解，他認為，關羽鎮(zhèn)守荊州，手握重兵，驕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劉備死后）之后將難以對付，即使劉備健在之時，諸葛亮也很難越過關羽這道屏障而攝取更大的權力。故“葛氏”寧可丟失荊州，也要假吳人之手除掉關羽。章太炎的這個觀點很是大膽，但僅僅只是猜測。而朱子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則對此觀點進行了深入的論述。劉備、關羽“自小結契”，劉備絕不會“疏慢”到只作壁上觀。

朱子彥在文中指出，當時諸葛亮雖不能執(zhí)掌軍政大權，但他明知關羽攻取襄樊條件并不成熟，且完全違背了《隆中對》提出的待“天下有變”，兩路北伐曹魏的戰(zhàn)略決策。然《三國志》正文及斐注中均未見諸葛勸諫的記載。退一步而言，即使劉備寵信、縱容關羽，不把《隆中對》放在心上，但襄樊戰(zhàn)役打響后，劉備、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關注戰(zhàn)役進展的一舉一動。盡管川、鄂之間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傳播不甚暢通，但整個襄樊戰(zhàn)役從建安二十四年7月開始，至12月結束，首尾長達半年之久，蜀漢作為一個完整的新興政權，不可能沒有任何信息傳播渠道。關羽攻襄樊，守荊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時孫劉聯(lián)盟已呈破裂之勢，孫吳隨時可用奇兵偷襲荊州，諸葛亮深諳兵法，難道他會掉以輕心？眾所周知，諸葛一生唯謹慎，從不弄險，他為何不提醒“疏慢”的劉備？

這還要從諸葛亮的抱負，以及關羽的為人中尋找答案。諸葛亮胸懷天下，關羽無疑是他攫取權力的最大障礙。朱子彥指出，諸葛亮高臥隆中，聲稱自己“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實則“藏器在身”，是胸懷大志的。他曾對好友石韜、徐庶、孟建云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當三人反問他可仕至何官時，“亮但笑而不言”。笑而不言為何？蓋因刺史、郡守一類官職皆不在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則難以啟齒告人也。劉備與關羽、張飛的關系比之于諸葛亮顯然要更進一層。這對于一心欲謀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亮來說，這個排他性極強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嚴重障礙。

關羽一直瞧不上士大夫，赤壁之戰(zhàn)后對諸葛亮很是嫉妒。朱子彥接著指出，關羽驕橫跋扈是出了名的，對此史書多有記載。襄樊之戰(zhàn)，不失為諸葛亮除掉關羽的一個好機會。朱子彥認為，諸葛亮為何想除掉關羽，這和關羽的性格有極大的關系。關羽和張飛的性格截然不同，史書上說：“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意思是說，張飛雖然不善待士卒，但對有才能的士大夫非常敬佩尊重，而關羽雖然愛撫士卒，但卻對士大夫始終心存芥蒂，盛氣凌人。諸葛亮作為劉備集團中的頭號士大夫，當然也在其中。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貿然發(fā)動襄樊戰(zhàn)役，諸葛亮在這樣的大好機會來臨之時當然不會去提醒對戰(zhàn)局“疏慢”的劉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