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江西臨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張改革變法。詩作《元日》、《梅花》等最為著名

本文原載于《炎黃春秋》，2003年第4期，原標題為“王安石變法的悲劇”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寧七年，正忙于變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煩事，一個本來由他獎掖提拔的看城門的小官鄭俠要和他的變法過不去，畫了一幅《流民圖》進呈天子神宗，說變法有問題。

神宗趙頊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歷史前臺的。1068年，年僅20歲的宋神宗承嗣大統，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對北方敵國的屈服退讓，不滿于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愿望。親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曾對大臣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卻暮氣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現狀，不圖興革。神宗只能變換方向，在朝外積極尋覓，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確實很棒，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們稱贊他質樸節儉，不嗜酒色財利;贊美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元城語錄》說：“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幾年前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諫言，與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謀而合。什么是富國，就是國家的錢多;什么是變法，就是理財，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弄出最多的錢。英君賢臣風云際會，撞擊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煩越多。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10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神宗成天眉頭緊鎖。農歷四月這天上朝回來，忽然內侍來報，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驛站馬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于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圣覽。

這個當年曾與王安石很談得來的鄭俠還說圖中所繪，均屬實情，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饑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

《續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袖以入內，反復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據說，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讖緯之說，并不怎么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連消帶打的政治動作，將鄭俠搞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愿望出發。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官時試驗過，“貸谷于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要經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農民都不識字呀。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后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于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過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設置，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后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政府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以為既為變法，便是對傳統機制的突破，必須嘉許，而不論實際結局如何。現在回溯千年探究，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怎么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財”二字，最后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幾乎每次廊廟相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先生的“三不”信條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斗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過頭的激情也于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顧。對于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斗爭，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難以騎墻。原來的中書和臺諫班子，多數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逐諫官，罷諫院，排中丞，罷中丞，貶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傳》就列舉熙寧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罷免的19位臺諫名單。并且，引進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于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臺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或者是執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臺諫官;“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后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后為之。”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臺諫，往往多觀言察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烏臺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續集》譴責說：“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層政場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百姓的言論封堵。為了防止百姓不滿而訕謗帝國新法，熙寧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設置邏卒兵丁，對百姓實行“監謗”，不許亂講新法如何。“深疾諫者，過于仇讎;嚴禁誹謗，甚于盜賊”，“潛遣巡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

但捂住了別人的嘴巴，就能讓變法自此完美起來，一馬平川了？只不過是個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而已。再就歷史流程的延展來看，此舉也書寫了以專制箝制言論的丑陋一頁，其惡劣后果并不能因變法的“政治上正確”而一筆勾銷。

王安石的文學名篇如《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立意高遠、險峭，足以顯現一種特立獨行的風格：立論很高，行別人所不敢之險。但這或許只對文學有意義。放在政治上，老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有問題。政治主張再高，也不能漠視事實的掣肘。王安石作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傳承的“平民關懷”，只要自己政見得以實施，百姓苦難便可不以為然。用現在的話說，這是必須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勢群體就鐵定要為王先生震古爍今的變法做出犧牲。

一番變法，國家財富堆積如山，為此宋神宗作四言詩：“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為新增32座國家財庫之名。還不夠，又添20座，建庫封樁。

國家一時間富了起來，而老百姓的境況如何呢？還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濟貧乏”的青苗法為例，本是為了免除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免受地主豪強的高利貸盤剝，改由政府向他們貸款，每年兩次，利息按二分計算，在夏、秋兩季農作物收獲時，再歸還政府的一種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的低息貨款。而實際操作下來其實是個可怕的官家壟斷的高利貸。陜西農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至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個大跟頭。“雖兼并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連“中戶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飯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絕大部分的貧民了。于是“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對于那52座財庫的由來，司馬光一語中的：“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又如意在減輕貧困農民負擔的免役法，也因問題多多導致全面失敗。官員賈蕃在東明縣(屬開封府)試行免役法時，故意把農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農戶提升為三等(按規定，四、五等農戶免納役錢)，意味著把免納役錢戶提到要納役錢戶中，從而激起了民戶的不滿。東明縣鄉農了解情況后，有一千多人糾集進京“上訪”，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鬧事。更要說明的是，這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決非個案。

事實證明，把理財、言利、搞錢當成變法的內核，注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

變法有兩種：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放松了對庶民的束縛，撇開政治上的高壓統治不談，經濟上的勇猛行進為秦一統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點相反，盡管數字飚升，政績遍地開花，但以更嚴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國富民窮，如此變法究竟有多大意義？朱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形象之極。而最大的后果，是趙宋王朝人心的離散。40多年后，北宋滅國。

再好的變法，也不能以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于是有了芝麻級人物鄭俠繪制《流民圖》，企圖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也無人不反對。其實，在沒有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們也是改革派。見變法如此苛峻，他們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將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變法本來就有問題，小人們再在其中上下折騰，結果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覺剝削太重，于是將臣子們的上奏中言及民間常苦新法的內容告訴王安石，王大不以為然。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

帝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安石不悅。

安石是固執的，他相信自己永遠正確——民眾的苦痛與主題宏大的變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這里，幾乎看不到那個在詩文詞章中體恤民疾、賑濟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這位中國封建社會惟一不愿讓人抬、不坐轎的宰相，拒奢華、拒納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一個本來應該大寫的儒者，居然如此無視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稱政治強人，古文與詩詞也卓然成家，思想縝密。對他“大言震神宗”啟動變法的萬言書，方苞就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于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眾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敵蘇軾代皇帝寫敕文，說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對王安石說來，不能不算是公論。

但是，人格的公論與民心的向背無關。一種變法，無論其“富國強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渙散的基礎之上的，它就顯得可疑。而就變法者而言，無論其操守如何無瑕，心氣多高，文學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變法中解決一個“以民為本”的終極問題，他只會走向悲劇性的結局。這絕不是幾篇立論高揚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