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國人才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自古便有「楚材晉用」這句話。春秋戰國時，人才根本無國界。使用番人，其實開始于隋代，只因為它為時極短，所以未顯突出。漢民族是比較氣度恢宏的，與其它民族相處時，不過分在種族上立異，所以能融合許多少數民族，成為今日的中華民族。

唐朝作為我國歷史上文化與經濟集大成的王朝之一，多名族的融合也是其特點之一。除此之外，其實在唐朝，在政治大量任用番將也是其特點之一。以文臣的中書（即宰相）來說，據新唐書表所示，唐代共有中書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更以武將的節度使來說：番將任節度使者，在開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寶間即驟升到九人、肅宗時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

而其實造成這種情況是有其時代背景的，在隋統一中國之前，是歷史上的所謂「五胡亂華」時期，這時候的匈奴、鮮卑、羯、氐和羌族大量遷到中原，并建立國家。這些民族和他們的后代漢化極深。漢番對立的情況正逐漸消失，所以漢番間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同時其中唐朝幾位皇帝都有胡人血統，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高宗之母長孫氏；玄宗之母為另一竇氏，都屬五胡中的鮮卑族。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漢合流的標志，那么下面的官將番漢合流也就比較正常了。資治通鑒記載：「貞觀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戊午還宮。從上皇（指唐高祖，當時已讓位。）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而使用外將在唐玄宗的時候也成為一種名族政策，宰相李林甫便向玄宗建言說：「文臣為將，膽小怕死。而胡人不知書，做不了宰相。但是他們勇猛慣戰。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無黨。不如使用他們，給以恩寵。他們必能盡死保衛朝廷。」這種立論是很卑下，但卻得到玄宗的欣賞。如是在部隊里大量使用番人。這也便是天寶年后，番人任節度使者，人數大增的原因。

唐中葉以后，政治腐敗，兵役制窳劣。漢人多不愿意從軍。「好男不當兵」的思想在那時即已出現。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認為是家門不幸，結果是兵源枯竭。我們讀杜甫的《石吏》一詩，便可知曉。漢人文弱、番人慓悍，這倒是事實。自唐初起，朝廷即愛多用番將，即使是禁軍，里面也雜用了許多番卒。所謂的「貞觀百騎」，全是番人組成。番將也的確對初唐的強大，有不少貢獻。其中著名的番將有恝苾何力（鐵勒人），哥舒翰（突厥），高仙芝（高句麗），仆固懷恩（鐵勒人）等無一不是一時根源。

也有人批評唐代這種重用番將的政策，認為這是禍亂的根源。“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們起兵作亂、連陷洛陽和長安兩京，戰禍連綿將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無數。本來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然而這種說法明顯是有失公允的，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渾、擊薛延陀、伐高麗，番將都以其驍勇善戰，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屬下叛變多和上級駕馭無方有關。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則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這期間，叛亂之事極少，規模也不大，沒有危害到國家。而天寶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奸相當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愛聽讒言。不得不說這才是其真正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