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已故皇太后

致《字林西報》編輯的信

編輯先生：

最近在這個國家舉國同悲之日，貴刊上所發表的那篇文章和短評，談到剛剛去世的皇太后陛下的那些話，在我看來是如此的冷酷，充滿敵意和難聽之至。因此，我感到不得不對它提出抗議。一個自然史的教授在描繪某些猛獸的有趣標本的時候，也沒有你們在描述已故皇太后的生平時這樣無情。我并不想在此阻止你們對皇太后的品德發表自己的看法;我要抱怨的，是你們那文章的腔調。我請問你們——在這個國家萬民同哀的時刻，一份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紙重提那些誣蔑皇太后的殘忍、謀殺和暴虐的傳聞，那些無中生有的謠言，這公平嗎？僅僅幾天以前，她還是這個國家的國母，而外國人在這里過著一種特權客人的生活。

我并不想就已故皇太后實際上的品行問題，與你們展開爭論，現在這個時候也不合適。對于這一問題的審慎意見，我已經在一本不成熟的小書中做過了闡述。這本書，你們曾經向讀者加以推薦，給以好評。對于那些已死心踏地地認定皇太后是一個野心勃勃、刻毒殘忍的婦人的外國人，我除了以哀憐之心，重復福音書中那句“Morieminiinpeccatisvestris你們將由于罪惡而死去)”之外，別無他話可說。但對于另外一些尚沒有固執此見的外國人，如果你們允許，我倒愿意提供幾點意見，或許可以幫助你們對于皇太后的品格，形成一個比你們所做出的評論更為公正的看法。

我要談的第一件事，是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動機問題，與你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認為它不是——正如歷史上一切偉人的生活動機一樣，從來不是——卑鄙的野心。卡萊爾在談起他心目中的英雄克倫威爾所涉及到的野心時說：“勢利小人以其可憐的奴才之心推想，每天讓人把成捆的公文拿給你看，那該是一種多么愜意的事情。”以中國的皇太后來說，除了每天必須勞神于那一捆捆頭緒紛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從實現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處是，無論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點半起床。不僅如此，她還不像紐約的社交婦女那樣，尚能從次日數以百計的晨報上見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所出席的豪華宴會的記述，從中得到某種補償。這樣一個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婦人，想必一定是一個卑賤愚蠢之人了。然而，無論怎么說，已故的皇太后都絕不是這種卑賤的蠢婦。

如果不是野心，那么她生活中的支配動機又是什么呢？要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先來給你們講一件事，一件我的朋友告訴我的事情，它發生在中法戰爭爆發前夕北京的太和殿。皇太后一直支持李鴻章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和平。當聽到法軍炮擊福州的消息后，立即傳諭大臣召開御前會議。大臣們都異口同聲要求宣戰。這時，皇太后指著小皇帝對大臣們說：“皇帝長大成人和我死以后，他要怎么干我管不著，但只要我還活著，我絕不允許有人說，一個婦道人家拋棄了祖宗留給她代為看管的遺產。”

因此，我認為，已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動機，是遲早要為盡可能完整無損地保衛帝國王室留給她管理的遺產而奉獻一生。按照中國的道德法律，一個婦人的本質責任，不是只為她丈夫活著。她的本質責任是維護其家族的遺產和榮譽。因此，我認為巳故皇太后生活中的支配動機，是一心一意要盡到中國道德法律所要求于婦人的本質責任。當她臨死之前，也就是統治中國五十年之后，她能夠滿意地宣告：“我們沒有辜負祖宗的信任。”這并非是一句空頭的夸口。孔子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已故的皇太后就是這樣的人。總而言之，她生活中的支配動機不是野心，而是責任。

我要談的第二件事，是她的能力問題。已故皇太后能力的杰出之處，就在于她不陶醉于自己的聰明，而是善于利用他人的能力。在討論高等教育(外國人普遍知道的“大學”)的那篇專論里，載有這樣一段——《尚書·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作為一個能干的政治家，已故皇太后成功的秘密正在于：她的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她絕不是那種Voluntasreg-issupremalex(君王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意義上的獨斷獨行者，對于她來說，自始至終，judiciumineoncilioregis，supremalex——最高法律，就是她的御前會議做出的決定。事實上，在她統治的五十年期間，中國的政治并非一人獨裁，而是由以她為首的執政班子共同治理。其精神，與其說是操縱控制，不如說是穩健、調節和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