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監察制度，大體上包括了御史制度、言諫制度、地方監察制度、法律制度等，這些制度大都由前代沿襲而來，到明代逐步完善。明代統治者總結了歷史上歷代治理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吸取了元朝滅亡的教訓，對于官吏的監督與糾察、強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從而使明代的監察制度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和進步。具體說，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御史制度上的創新。

明初曾一度效仿元制設御史臺、掌監察，之下亦效元制設殿中司和察院，成為國家三大府中尤為重要的一個部門和體系。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銷御使臺，正式創設督察院，兩年后又對其內部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從而完成了臺、察合一的制度創新。

建文帝明世祖等后繼者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都察院是專門負責維持封建國家機關以及官吏綱紀的部門，“職責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總攬全國監察事務。它是正二品衙門，其主要工作人員是各種御史。主官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其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1111都御史各兩人(正五品)，以地區劃分的十三道御史若干人(正七品)。他們按地區和業務分工，負責對全國各方面的監察工作，權力甚大，無所不監。因此在人選和任用上，明朝極其慎重，要求也非常嚴格。督察院的御史是最直接維護朝廷封建統治利益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職級雖然較低，但權力很大，這強化了中央對百官的監察權力，旨在使各衙門不能獨斷、加強皇權，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之制度的建立。

其二，言諫制度上的發展。

1367年，朱元璋承襲宋元舊制設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六科給事中初設，至洪武二十四年以后逐漸定型，這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一個重要發展。假如說，督察院的御史著重監察全國官吏和一般機關，那么六科則是對六部的業務進行對口監察，二者不相統屬，可互相彈劾。每科各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其職責是“常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因為六部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門，所以六科一對它們的監察作為主要職責，對封建地主政權來說是有其必要性的。六科給事中的威權與御史相近，但其專門化的業務監察，要求工作尚在進行當中便發現并糾正其可能的危害，消滅可能造成的損失。

當然，明朝對其人選也是要求很嚴格的，按規定，一般是“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同時明朝也很關注給事中的考核，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來定度。可見，明朝大量設置臺諫官，一方面是為了維護皇權以防止權臣跋扈，另一方面則為了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以便于對內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權力。

其三，地方監察制度的完善。

明代地方行政層級工分三級，監察機構也與此相對應。朱元璋稱帝前就在全國13個行政區內分設按察司，并在其下設41個按察分四。按察司為地方最高監察機構，相對于都監察院又稱“外臺”，雖隸屬于中央的督察院，但其行事有一定的自主權。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撫陜西”，始創巡撫之制。宣宗時期派遣巡撫“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已成定制。這些巡視地方的監察官員若兼領其他專項事務，則稱總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種需要，這些特殊的官名已發展為固定官職，如憲宗五年(1469年)始設兩廣總督;宣宗宣德年間在關中、江南等地專攝巡撫，都成定制。這樣，總督巡撫監察專項事務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撫及監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統屬但相輔相成，形成縱橫交錯、組織嚴密的地方監察體系。

其四，法律制度上的貢獻。

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歷代統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監察法規，為一部正式的監察法規的出臺奠定了基礎。公元1439年正式頒布了《憲綱條例》，對監督官的地位、職權、選用、監督對象及行使權力的方式和監察紀律作了詳細的規定，成為明代有深遠影響的監察法規，并為弘治時《大明會典》的出臺打下了堅定的基礎。“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為明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上是明朝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加上“考滿、考察相輔而行”的考核制度，廠衛秘密監察的特務制度等，共同構成了明暗結合的監察網。這樣，督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職，又互相糾察，再加上監察法規的輔佐，使明朝的監察制度十分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