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設立的軍機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首先，軍機處是皇帝的集權工具。從明到清，廢除宰相制，皇權得到相應提高。清朝初年，多了一個"八爺議政制"，加上各旗旗主、管主都有一定實權，導致皇權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因此為了加強集權，雍正帝設立了軍機處。正是看到軍機處能實現集權這一目的，所以雍正帝才進一步擴大其權力范圍，從而把自己推向了權力的金字塔頂峰。其次，軍機處有高度的機密性。這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軍機處設在皇帝身邊，與朝臣百官相隔絕。二是對印信管理極嚴。印信是機構的符號和象征，是出門辦事的護身符和通行證。

還有，軍機處有很嚴格的紀律，雍正帝對軍機大臣的要求極為嚴格，要求他們時刻同自己保持聯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隨時應召入宮應付突發事件。軍機處像飄移的帳蓬一樣隨皇帝的行止而不斷改變，皇帝走到哪里，軍機處就在哪里。雍正帝每次議事，一般都是分批獨自會見一名軍機大臣，讓他們無拘無束地談自己對工作、對百官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觀色、去偽存真地選用人才。此外，軍機處要求所辦之事，不分大小，當日必須處理清楚，不許拖到來日，工作效率極高。軍機處的設立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概括地講，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隨著軍機處的出現，整個國家的政治運作體制發生了巨大改變。由原來內閣承旨、六科封駁，公事用題本內閣承辦、私事用奏本直達御前的方式，改為皇帝親書諭旨或口授，軍機大臣承旨擬諭徑自廷寄各地的方式，使題本成為"例行公事"的具文，從而，原為王朝中樞的內閣成為有名無實的閑曹，大學士成為無公可辦的榮譽頭銜。

第二，削弱了當朝某些重要機構的職權。軍機大臣奉旨撰擬機要事務和西北用兵大事，這些工作本來是內閣票擬的內容。在軍機處成立以后，內閣這方面的權力就被剝奪了，內閣的兵部就只從事軍官的考核，稽查軍隊的員額和籍簿等工作，而這些都是日常的瑣碎事務，至于如用兵方略、軍政區劃等重要事情，內閣從此就無由問津了。這樣就大大地削弱了內閣的職權，從而加強了君主的專制權力。軍機處成立以前，機密軍務之商討，主要在議政處，由議政大臣完成。議政大臣，顧名思義就是要議政并提出相應的意見，而能夠在上層機構提出意見，這已經就是一種權力。軍機處設立后，商議軍機要務，雍正帝也不交給議政處的議政大臣了，軍機處所用的滿人軍機章京，絕大多數都是從議政處調來的，這樣就給它來了個釜底抽薪，議政處也名存實亡了。而軍機大臣們自身既沒有議決權，也沒有票擬權，只能秉承皇帝的旨意辦事，因此，即便他們再有雄心壯志，也無法成為與天子抗衡的"宰相"，軍機處也永遠不會變成尾大不掉的官僚機構。

第三，雍正帝通過軍機處和"廷寄"制度，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聯系，使皇帝的旨意能暢通無阻地直達各部院和地方。上至六部、九卿及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至十八省，無事不綜匯;軍國大計，無事不總攬。雍正帝設立軍機處這一固定的班子，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因而在竭力加強皇權的同時，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皇帝的旨意能夠真正充分得以實現。

歷代帝王都希望加強集權，只是采取的手段有所不同。朱元璋日理萬機，忙不過來，就找了幾個大學士作顧問，然而這些顧問不是固定地在皇帝指導下處理政事，因此皇權是強化了，行政效率卻并不高;而雍正帝建立的軍機處，在加強皇權的同時，還提高了效率，使得皇權的加強能夠真正地充分地得到實現。軍機處是絕對軍權的有力支柱，皇帝們并不想取消它，反而會有意識地發展完善它，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時取消了議政王大臣會議，這說明軍機處已經形成了一代定制。

第四，加強了中央集權，維持了社會穩定。雍正帝在削弱乃至排除內閣與議政王大臣會議參與國家政務的決策權后，這些大權皆總匯于軍機處;而軍機處則牢牢地控制在雍正帝之手，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一切權力皆由雍正帝自操，軍機處官員真正成了他的辦事人員。雍正帝惟恐軍機大臣"專擅"，設置層層警戒，軍機大臣無不小心謹慎，奉公守法。歷代曾屢屢出現的權臣專政、外戚專權、宦官干政等難以克服的政治弊端，自雍正帝設立軍機處以后，自行根絕。

總之，雍正帝設立的軍機處，建立了君主高度專制的運行機制，保證了中央集權，提高了行政效率，實行了政治上與思想上的"一元化"統治，維持了社會長期的穩定與統一，避免了政治動亂和社會騷動，讓百姓能夠持久地休養生息，推動社會向著繁榮穩定的方向前進。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雍正帝創設軍機處，是有其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