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腳“野蠻”vs大腳“文明”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魯迅的小說《傷逝》當中，女主角子君對舊式婚姻發出的“中國好聲音”。這位少女如果健在，當她看到今天的女孩在聚光燈下盡情揮灑，又會發出何種感喟？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周末之夜的電視相親，倏忽百年過去。回首子君們生活的20世紀初期，層出不窮卻又變動不居的“新政體”、“新學界”與“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開了未來兩性平權的閘門。

后來成為政治學者的薩孟武還記得，那時“一切都開始轉變，在這轉變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實現解放的，卻是婦女的足，由纏足解放為天足”。難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張幼儀，曾以《小腳與西服》為口述自傳命名，借助這對頗具性別象征的符號，凸顯新舊夫妻的矛盾糾葛。不過，即便在五四時期頗得“家庭革命”風氣之先的成都，小腳解放也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樣輕松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哥與父親之間的一次家庭沖突，足以一窺當日兩代人在女性認知上的捍格難通：

“大哥問我是喜歡大腳還是喜歡小腳。我說：‘我自然喜歡大腳了。’他滿高興的不免提高了一段聲音來說：‘好的，你很文明。大腳是文明，小腳是野蠻。’‘混賬東西！’突然一聲怒罵從父親的床上爆發了出來。‘你這東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罵成蠻子去了！’這真是晴天里的一聲霹靂。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見那快滿三十歲的大哥哭了起來。父親并不是怎樣頑固的父親，但是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

用“文明”與“野蠻”來評價“大腳”與“小腳”，或許意味晚清引入中國的文明論和進化論，基本成為五四一代嫻熟運用的價值尺度。然而，父親的怒斥、大哥的痛哭和“我”的驚愕，卻同樣拼貼出一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畫面。雖然時代已是“兩個時代”，父親也并不“頑固”，但現實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舊兩代性別認知的糾結與不安。

不過，較之男性，五四時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經開始標新立異地展示性別的自主與自覺。1919年，未來的女作家廬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國文系。據她追憶：“在我們每星期五晚上的講演會上，有一個同學，竟大膽的講戀愛自由……當她站在講臺上，把她的講題寫在黑板上時，有些人竟驚得吐舌頭，而我卻暗暗的佩服她，后來她講了許多理論上的戀愛自由，又提出許多西洋的事實來證明。大家有竊竊私議的，有臉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發出咄咄的怪聲。而那位同學呢，雪白的臉上，漲起了紅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眾的壓迫呢。散會后，我獨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勵她勇敢前進，這樣一來，我也被眾人認為新人物。”

張申府的“女朋友”vs陳獨秀的“誤會”

在20世紀初新舊交匯之際，女性角色與社會地位的轉變，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哲學家張申府對于戀愛經歷的自敘，頗為生動：“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個女朋友也沒有。女朋友這個意念，對我總是帶有西方的色彩。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這種東西。在我父親時代的儒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卻沒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給我自由找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說我是在‘五四’時期才成為一個男人。”

張申府對“女朋友”與“妻妾”稱謂差異的敏銳感知，既有西潮激蕩之下的回應，也有當事人對兩性意涵的內省—雖然在張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終仍要以“成為男人”為標桿。而彼時陳獨秀觀察到的社會景象，卻大有不同。他抱怨，因“解放”帶來的平等與自由，往往弄得現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把專門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課。你說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將女子當做神圣來崇拜。你說要主張書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這種自由做誘惑女學生底利器。”這位五四時期的思想先鋒不禁質疑：“長久這樣誤會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進步還是退步呢？”

對于五四時期思想光譜的錯綜復雜，張陳二人其實皆有所見。舊道德解體而新道德未成的社會現實，令人無所依傍，又新舊交纏，確實進退兩難。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的世風，也刺激了時人對“自由”和“解放”的誤會與濫用。陳獨秀筆下“你說”和“他就”之間的彷徨與尷尬，頗能彰顯道德失序之后思想與行為的脫節。從張申府的自況與陳獨秀的自警當中可見，晚清到五四的中國社會立意“推陳出新”，然而結果往往表現為“瞻新顧舊”。

從“賢妻良母主義”到“重訂秩序”

即便到了五四時期，在觀念最為前衛的《新青年》雜志上，女性作者的自我理解，大多仍強調“(女子教育)應以賢母良妻(一作賢妻良母)為主義”。至于如何成為“賢母良妻”，新女性們給出的結論是，利用“數千年之壓制”形成的“服從之性，尊以良好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世界第一等女子”。當時也有女性作者認為，女子的腦力、體質都不如男性，加之需要分娩育兒，責任重大，“若復欲與男子享同等之地位、權利，勢所不能也”，“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學問，以養成他日國民之賢母良妻”。因此，民初報刊上的征婚啟事，大多將“新知識”與“舊道德”并舉，以此作為男性心中理想配偶的模板，實不為奇。后人對五四思潮多以“反傳統”籠統視之，實際在反傳統的整體語境中，這些半新不舊的知識、情感與價值，亦如同載沉載浮的點點航燈，左右著社會對新道德可能性的諸多探索。

然而，五四時期激進化的社會轉向，也刺激時人以更徹底的方式，實現對女性的重新認知與社會的全面解放。高素素在《新青年》撰文談到“女子問題之大解決”時，認為需要“有兩前峰：曰破名教，曰破習俗。有兩中堅，曰確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脫家族主義之桎梏;有兩后殿，曰擴充女子之職業范圍，曰高舉社會上公認的女子之位置”。遠在長沙的青年毛澤東，針對因包辦婚姻導致新娘自殺的“趙女士事件”，在湖南《大公報》上連續撰文：“趙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夠尊崇他容許他，趙女士還會乘著他那囚籠檻車似的彩轎以至于自殺其中嗎？”朱執信則看得更深一層。他說，婦女解放“如果只是把所謂夫權、同居權、扶養權、義務取消了，也不過是治標的辦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連的—性欲、孕育、家事(包括炊爨等)—諸男女分功問題，一一能下解決，始能算做解放”。所以，他在《星期評論》上呼吁，婦女要解放，“必要把同這種束縛有關的許多分工問題，替自己重新訂一個秩序，才可以解放”。

“替自己重新訂一個秩序”的宣示，或許正是同時期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一語落地生根的現實策略，也最能凸顯五四一代“造社會”的集體認同。在一個女性數千年來備受抑制的傳統國度，20世紀諸多革命方案和社會改良版本，卻無一例外地將女性解放和男女平權的議題作為主題之一，可見近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的幅度之大、熱望之強。1923年，魯迅在演講中善意提醒聽眾，夢醒之后的娜拉決然走出家門，“可是走了以后，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將近一個世紀過去，紅蓋頭下中國版娜拉的孫女和曾孫女們，仍在面對類似的謎題與困惑。重讀百年前那些關于女性的故事，或許并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