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后主曾經(jīng)說過：“政在葛氏，祭在寡人。”意思是說，自己只主持祭祀天、地、祖宗等禮儀活動，軍、政、財、文大事統(tǒng)統(tǒng)由姓葛的大臣一手操辦。這里的葛姓大臣究竟指誰？熟悉三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當然是指諸葛亮。那么，諸葛亮怎么姓葛？他的復(fù)姓作何解釋？

諸葛亮祖上姓葛肯定無疑，由單姓變成復(fù)姓的原因，《三國志·諸葛瑾傳》記錄了兩種不同的解釋：

其一，諸葛亮祖父諸葛豐曾任過司隸校尉(東漢時，全國行政區(qū)劃分為十三個州，因國都建在洛陽和長安，故將關(guān)中、晉南、洛陽、豫西一帶稱之為司川或司隸，寓從這里發(fā)號施令，統(tǒng)轄全國之意。司隸校尉主管國都治安和監(jiān)督百官，治所在今洛陽東北)，致仕后遷居瑯邪陽都(今山東沂南)。依當時的社會風氣，名人須照顧到全族人衣食住行。搬遷時，族中人大都相隨。該村原有很多葛姓人家，大概是投靠了同宗。諸葛豐是社會名人，找他的外地人自然就多，打問中，社會下層難免有人不知道，知道的就說：“嗨，村那頭那幾家姓葛的嘛！”“那幾家”是今天的口語，當時的口語是：村那頭諸葛家嘛！諸家是不確定數(shù)詞，相當于今天說“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在姓氏的演變過程中，說的人多了，諸葛就成了這幾家新搬遷戶特有的姓氏(《三國志·諸葛瑾傳》裴松之注)。

其二，秦末陳勝、吳廣起義時，葛嬰是其重要將領(lǐng)，多有戰(zhàn)功，不幸蒙冤被殺。西漢王朝建立在這次農(nóng)民大起義的基礎(chǔ)上，當然不會像歷代統(tǒng)治者那樣，誣蔑陳勝、吳廣為賊。相反，對其功績給予了高度肯定，并承擔了相應(yīng)的善后事宜。漢文帝時，有人提出了葛嬰的冤案，遂給以平反昭雪，追錄其歷史功績，封其孫為諸縣(今山東諸城)侯(侯爵中的第二等，依次為都侯、縣侯、鄉(xiāng)侯、亭侯和沒有采邑之地的關(guān)內(nèi)侯)，因為封地在諸縣，這家遂成為縣內(nèi)首屈一指的望族，縣名與葛姓就連為一體成為諸葛姓氏。這種習(xí)慣在后世姓氏已穩(wěn)定時有所演變，如袁世凱稱袁項城，李鴻章稱李合肥……籍貫不再作為姓，而是成為名字的借代，借此以示對其尊敬。

不管是什么原因，諸葛一姓在東漢末年終于形成。由于是特殊家族的葛姓轉(zhuǎn)換，更由于諸葛瑾之子諸葛恪、諸葛亮堂兄弟諸葛誕分別被東吳和曹魏夷滅三族，此兩支僅留諸葛喬、諸葛靚兩人幸免殺戮，所以雖延續(xù)了1800多年，中國姓諸葛的人群仍是少之又少。

躬耕之地在何處

由于諸葛亮是歷史名人，其隱居躬耕之地陸續(xù)建立起兩個，一個是襄陽(今湖北襄樊)附近的隆中，一個是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的臥龍崗。兩地文物都有依據(jù)，襄陽隆中有《隆中對》作證，既稱《隆中對》，當然是在隆中躬耕。南陽更有自己的依據(jù)，而且是兩個。其一是，水鏡先生向劉備推薦諸葛亮?xí)r候，曾經(jīng)說道：“識時務(wù)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即臥龍，特指諸葛亮，鳳雛則是指龐統(tǒng)。既然稱臥龍，當然是在臥龍崗，崗因人得名。其二是，諸葛亮在《出師表》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聽聽，諸葛亮親手所寫，白紙黑字留傳于世，焉能有錯？理所當然，躬耕之地在南陽臥龍崗無疑。

兩地都言之鑿鑿，皆不容有它，但諸葛亮沒有分身法，不可能同時躬耕在相距三四百里的兩個地方。顯然，兩個茅廬必定有正誤區(qū)別。

到了清代，襄陽進士顧嘉衡被任命為南陽知府，襄陽、南陽人都要他對此明確表態(tài)。這是個兩為其難的棘手事情，家鄉(xiāng)要回，地方官要當，一語不慎，不是得罪了這邊，就是得罪了那邊，而得罪哪邊都吃不消。左右為難中，圓滑世故的顧嘉衡寫了一副對聯(lián)：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副對聯(lián)，如今就刻于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內(nèi)。模棱兩可、兩不得罪的答案使知府大人全身而退，但疑案依然。

中國人大都熟悉《三國演義》，難免有人想從這部小說中得到正確答案。遺憾的是，羅貫中先生又將兩地混淆起來，在第三十六回中，有三次提到前矛后盾的諸葛亮隱居之處。一處說：“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一處說劉備“便具厚幣，同關(guān)、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另一處又說徐庶怕諸葛亮不肯出山，“遂乘馬直至臥龍崗下，入見孔明”，為劉備說情。

其實，這個問題歷史上早已廓清，只是后人少有熟悉史書《三國志》者，故而爭論著不該爭論的問題。準確地說，隆中在今天襄樊西邊13公里的峴山東麓。諸葛亮所謂的“躬耕于南陽”，原說的是大地理概念，相當于你問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西安一樣，沒必要再說長安區(qū)某某鄉(xiāng)。當時荊州(治所在襄陽)下轄七郡，南陽郡是其一郡;南陽郡下轄37縣，西南方鄧縣是其一縣，隆中在鄧縣地界。所以說，諸葛亮說“躬耕于南陽”并沒有說錯，不在南陽臥龍崗而在襄陽隆中的結(jié)論也沒有錯判。東晉習(xí)鑿齒進行了考證，他在《漢晉春秋》一書中明確指出：“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南北朝地理學(xué)家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也肯定了這一說法。

再推論一下，諸葛亮有無可能躬耕于南陽臥龍崗？

當時，占領(lǐng)南陽的張繡已投降曹操，換言之，這里是曹軍防區(qū);而襄陽是劉表地盤，兩地相距三四百里。劉表收容劉備后，因憚其“梟雄”特征，不敢放在自己身邊，就派他到襄陽與南陽之間的新野駐屯，目的很明確，利用他遏阻曹軍。劉備曾投降曹操復(fù)又反叛，并奪取其大后方徐州，曹操對他恨之入骨。故此，曹操在與袁紹的官渡之戰(zhàn)正為激烈時，仍抽調(diào)部隊擊敗劉備奪回徐州。劉備狼奔豕突中投降袁紹，又借口為之聯(lián)絡(luò)劉表共擊曹操而到了荊州。套一句現(xiàn)代話，劉備是曹操通緝的在逃要犯，他敢只身去南陽三顧茅廬嗎？這如同投羊于虎，有去無回。如果帶兵去，則難免會發(fā)生戰(zhàn)爭，以劉備微弱的兵力，斷不敢冒這個險。更何況，兩地之間并沒有發(fā)生遭遇戰(zhàn)之類的記載。再說，如果諸葛亮遠在南陽臥龍崗躬耕，在信息閉塞的東漢末年，兩地相距三四百里，襄陽名士司馬徽斷無法知道諸葛亮;即使知道也只能對劉備說“彼間自有伏龍”，而不能說“此間自有伏龍”。

顯然，臥龍崗躬耕一說不能成立。但南陽臥龍岡已存在了幾百年，并有豐厚的文化沉淀，當然就有其繼續(xù)存在的理由，后人沒必要揚彼抑此。

諸葛亮怎樣到襄陽的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中說諸葛亮早孤，其叔父諸葛玄赴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一職時，帶了他與弟弟諸葛均一同南下。后來漢王朝派朱皓接任豫章太守，諸葛玄在離職之后，帶著兩個侄兒前往荊州投靠老朋友劉表，諸葛玄死后，諸葛亮與其弟均“躬耕隴畝”。

《獻帝春秋》中說法與此截然不同。該書記載，豫章太守周術(shù)病死于任所，劉表上奏朝廷推薦諸葛玄繼任。由于豫章郡屬揚州轄區(qū)，是袁術(shù)的地盤，大概是得到袁術(shù)的首肯，批文未下來就造成既成事實。但漢王朝不予承認，而改任朱皓。朱皓從揚州刺史劉繇處借兵打進豫章，諸葛玄兵敗后退入西城，西城民眾群起造反將他殺了，并把首級送給劉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