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發行目的是為了集資向日本償還賠款。日本帝國主義違反國際準則發動侵華戰爭強行要中國償還巨額戰爭賠款，迫使出現財政危機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國人民的財富。

名不副實的“昭信股票”

晚清的所謂“昭信股票”，實際上是清政府于1898年發行的第二次公債。既然屬于公債，為何卻名為“股票”，而且還冠之曰“昭信”？要解釋個中緣由，需從清政府發行第一次公債說起。

昭信股票的出臺

到1898年，清政府又面臨甲午戰敗向日本賠款而財政左支右絀的窘困。

1894年，清政府為應付甲午戰爭軍需浩繁、內帑空虛之困境，以“息借商款”名義發行第一次公債。但因貪官污吏的層層敲詐勒索與勸捐之意完全相背，弊端百出，僅半年之后即不得不停止發行，并使公債這一新事物信譽掃地。

到1898年，清政府又面臨甲午戰敗向日本賠款而財政左支右絀的窘困。是年1月，右中允黃思永向朝廷上了一道“奏請特造股票籌借華款疏”，提出仿西方國家以股票籌借巨資之例，再次發行公債。他認為“股票勝于銀票，故舉國信從，趨之如鶩……中國風氣若開，豈難漸收成效。”鑒于此前“息借商款”之種種弊端，唯需建立良好信譽，“中國集股之類，慣于失信，人皆望而畏之，即鐵路、銀行、開礦諸大端，獲利亦無把握，收效未卜何時，故信從者少。”所以，應將該債券名為“股票”，并冠以“昭信”名目，“以冀通行而昭大信”。黃思永還樂觀地表示：“因國計自強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見利，既速且準，自非尋常股票可比，安見將來風行之盛，不如外洋”？

此疏入奏之后，朝廷諭批“著戶部速議具奏”。戶部當時正愁賠款無著，也贊同“息借華款為補救萬一之謀”，遂于2月上奏朝廷，請求準由該部“印造部票一百萬張，名曰昭信股票，頒發中外”。另對黃思永提出“先派官借以為民倡”的做法，戶部也表示贊成，奏請朝廷“降旨飭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將軍督撫以下，無論大小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各項官員，均領票繳銀，以為商民之倡。”由于發行“昭信股票”是應賠款之急，因此戶部特別強調，各省地方官須將發行數額隨時報部，“聽候撥還日本賠款，無論何項，不準挪移動用。”

值此之際，清廷最高統治者也別無他法籌集大宗款項，只能當即應允照行。上諭宣稱：“當此需款孔亟，該王公及將軍督撫等均受朝廷厚愛，各省紳商士民，當亦深明大義，共濟時艱。”于是，名為“股票”，實為公債券的“昭信股票”就這樣堂而皇之地出臺了。

股票變相成為一種捐輸

發行該票的清政府和認購的官民，理應是一種債權與債務關系，而當時對此種債務關系有明確認識者卻為數甚少。

3月初，戶部奏準發行“昭信股票”章程17條。該章程規定：每票100兩者印50萬張，計股銀5000萬兩;每票500兩者印制6萬張，計股銀3000萬兩;每票1000兩者印制2萬張，計股銀2000萬兩，共計1億兩，由戶部設立昭信局遴選司員經理。

“昭信股票”的式樣是四周為龍邊，錄印奉旨年月，開列領票銀數，下半分20小方，寫明年份銀數，每年付還一次即裁去一方，后幅印有“昭信股票”簡明章程。每票編列號數，紙心及騎縫各蓋印一顆，印花用朱色印泥。每票除聯票外，另繕號冊，以備稽查。

戶部設立專門機構即昭信局，局內設給票處、收銀處。各省藩司設昭信分局，以省命名。在京認股，款交戶部昭信局，照章領票。在外認股，款交省昭信分局領票，或交殷實商號代為領票，款存該號候撥，惟該商號須有各商號連環保結，報部報司存案，始準承辦。至于認股之人，或開列官閥姓名，或堂名別號，悉聽其便。

“昭信股票”規定20年還清，以年利5厘計息，遇閏不加增。前10年還息不還本，后10年本息并還，本還則息減。“商號承辦收發股票本息，亦宜略酬其勞，擬令京外匯兌此項票款概交該商號專辦，以資津貼。”另還規定：“昭信股票”可以抵押售賣，與產業憑券無異，惟抵押售賣后應報局立案。如有遺失，可向所在地昭信分局掛失，由昭信分局出示禁止抵押售賣遺失“股票”。3年之后，由昭信分局給予憑單，將原票作廢，“所有應付失票之本息，仍按認股年例給發”。為防止勒索現象發生，戶部所訂章程嚴格規定“不準勒令捐輸”，“倘各州縣印委及經手勸集之人有藉端擾累勒捐者，準人告發，或別經訪聞的確，即分別治罪。”

不難看出，與4年前的第一次“息借商款”相比較，“昭信股票”已更為明顯地具有近代公債的性質。但是，“昭信股票”仍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公債存在著差異。發行該票的清政府和認購的官民，理應是一種債權與債務關系，而當時對此種債務關系有明確認識者卻為數甚少。清朝統治者可以要求文武百官“領票繳銀”，王公大臣也有請求免領債票，將所繳銀兩作為報效者，朝廷則給予獎勵，使所謂“股票”變相成為一種捐輸。

昭信股票發行不暢

到“戊戌政變”停止發行時，官商紳民總共認購不足2000萬兩，還不到預計發行總額的五分之一。

“昭信股票”預計發行總額1億兩，但結果并不比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好多少。到“戊戌政變”停止發行時，官商紳民總共認購不足2000萬兩，還不到預計發行總額的五分之一，對于緩解清政府的財政危機并未起明顯作用。無可奈何的清政府只得又向英、德等國舉借外債，并以7處厘金作抵，使各省京協各餉及防餉等向取于厘金者驟形短絀，可謂拆東墻補西墻。

不過，也不能說發行“昭信股票”所集現銀，對于解清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絲毫沒有作用。近2000萬兩的額外款項，在當時也是難得的。“昭信股票”所集現銀也曾用于賑濟，例如山東黃河水災泛濫，沿河各州縣遭災十分嚴重，戶部即曾劃撥“昭信股票”銀20萬兩用以賑濟。兩個月后，山東巡撫張汝梅又以“ 災區太廣，來年仍須接放春賑”，奏準截留“昭信股票”銀20萬兩作為春賑款。

“昭信股票”之所以發行不暢，有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脫離近代中國客觀現實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千家駒先生在其所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一書的序言中曾指出：“資本主義公債發行的物質基礎，一方面要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要有資本主義化的金融機關與金融市場，而這兩者當時都是不具備的。”這段話明確告訴我們，發行近代公債需要兩方面的客觀條件，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近代金融機關、金融市場，兩者之間實乃相輔相成。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才會有資本主義化的金融機關與金融市場出現，這在中外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均不例外。

當時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工商業者自身即面臨資金短缺的嚴重困難，因而根本不具備大量發行公債的成熟條件。資本主義性質的金融機構，當時也為數甚少，而且沒有證券交易所，金融市場當然不可能興盛。盡管戶部所擬章程規定“昭信股票”可以售賣，但由于流通渠道極為有限，實際上很難變成“有價證券”。購買者不能通過認購“昭信股票”轉售獲利，只是徒增負擔，自然也就缺乏購買興趣。

廣大民眾生活貧困，更無錢購買公債，這是“昭信股票”難以發行的又一個客觀原因。自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因多次戰敗須不斷償還戰爭賠款，鎮壓太平天國和興辦洋務也耗費了大量資金，為了彌補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清政府除了向外借債，還以各種名目層出不窮地添捐加稅，民眾的負擔越來越重，已不堪忍受。連溫飽都無法保證的廣大民眾，當然無錢購買公債。即使一般商人，也因本小利微難以認購。有些地方官逼迫商人認購，采取強硬手段“拘集商民，勒令認捐”，激起商人強烈不滿。在發行“昭信股票”的同時，清政府還議定于當年4月加征鋪稅藥牙，使商人更難以承受。陜西巡撫魏光燾上奏說明：“商民財力有限，若同時并舉，誠恐顧此失彼，難期有濟，請暫為展緩”。戶部也只得奏準各省鋪稅藥牙一律暫緩開辦。

發行昭信股票的惡劣影響

御史徐道焜曾于“昭信股票”發行僅一個多月，上了一道奏折，說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過一二，而種種弊端則“不可勝言”。

還應闡明的是，清政府發行“昭信股票”不僅未能達到籌集1億兩巨款的初衷，反而帶來了一些惡劣影響。

首先是加劇了民眾的經濟負擔，造成了種種煩擾。雖然戶部擬訂的發行章程說明不得“藉端擾累勒捐”，上諭也曾強調“不準苛派抑勒”，但類似弊端仍層見疊出。有的地方官將“昭信股票”“計畝苛派，按戶分日嚴傳，不到者鎖拿嚴押，所派之數，不準稍減分厘。”戶部也承認：“股票擾民，屢經指摘”。朝廷更為此而不得不迭發上諭：“各省辦理此事，名為勸借，實則勒索，追催騷擾閭閻，莫此為甚，亟應嚴行查禁。著各督撫通飭各該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為辦理，商民等愿領與否，各聽其便，如有不肖官吏藉端指派，致滋擾累，當即查 照 懲 辦 ，以 杜 流 弊 ，而 順 輿情。”但在此之后，地方官以攤派勒索手段派購“昭信股票”的事件仍時有發生，民眾的不滿情緒也與日俱增。有鑒于此，清遷只得于1898年9月7日發布上諭，說明“各省辦理昭信股票，苛派擾民”，自即日起，除京外各官仍準隨時認領，并官民業經認定之款照數呈繳外，“其紳商士民人等，一概停止勸辦”。

其次，是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19世紀末正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時期，原本經費匱乏的工商業者，此時更見短絀，急需籌集資金擴大投資。清政府卻不但不給予支持，反而通過“昭信股票”向工商業者勒索強借，從而使得工商業者的處境更為艱難。清政府的這一舉措，與日本明治政府集資向工商業者借貸以“殖產興業”的方針，形成截然不同的鮮明對比。明治政府為扶植工商業者發展民營工業和對外貿易，主動向工商業者發放貸款，不僅在國庫基金中設立“個人貸”項目，而且增加“勸業資本貸款”，各府縣也都陸續發放“勸業貸款”。日本工商業者在各級政府的資助下，克服初期資金短缺的困難，不久之后日本的資本主義獲得迅速發展。而清政府不論是“息借商款”，還是發行“昭信股票”，都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增長產生了阻礙作用。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行公債曾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對于資本主義的增長產生過重要影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投資于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與風險。”清政府“仿行外洋”發行所謂“昭信股票”，卻不是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為加速資本原始積累，刺激工商業發展，而是向工商業者勒索強借，以償還戰爭賠款和緩解財政危機，因而不僅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相反還起了阻礙作用。

“昭信股票”的其他一些流弊與消極影響，當時即有人上奏從多方面加以陳述。御史徐道焜曾于“昭信股票”發行僅一個多月，上了一道“昭信股票流弊甚多請速籌補救”的奏折，說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過一二，而種種弊端則“不可勝言”，其要者為造成銀號、錢鋪倒閉;地方官藉端勒索，苛擾商民;不肖官吏借機盤剝，中飽私囊;驅民盡投洋教等。這些論述，大體上是符合當時歷史事實的。

最后應該說明，“昭信股票”的發行，目的就是為了集資向日本償還賠款。日本帝國主義違反國際準則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痛苦，卻還強行要中國償還巨額戰爭賠款，迫使出現財政危機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國人民的財富，并由此導致上述各方面的惡劣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