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是個亂世，亂世在給人們帶來深重的苦難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原有的秩序體系被摧毀，出現了重新建構的空間和機會。社會動蕩，戰爭頻繁，制度解體，昔日的等級、門第觀念不再那么森嚴，不再被人們所特別看重，這就為處于社會底層的各色人等的脫穎而出提供了可能。

清人王闿運認為，中國歷史上每一次亂世都會造就一批人物。 “世道愈亂，賢士愈積”。

亂世中，一大批饒有實踐經驗、具有智慧、謀略與治事能力的底層人物有機會在崛起，成為社會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有人認為這就是所謂亂世“人才縱橫定理”。

春秋戰國時期，是典型的亂世，恰恰在這個時期，一批光耀千秋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如群星閃爍，集中涌現，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才高地”。

三國時期，是又一個亂世，這個時期群雄爭霸，謀士輩出，猛將如云，成為歷史上第二個“人才高地”。

我以為，“人才縱橫定理”，在五代這個亂世也是能夠成立的。

五代時期一些原先是小角色的人物紛紛登上政治舞臺，他們逢風云際會或憑藉自己的能力從民間崛起，其中有的人發揮出了聰明才干，對推動歷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經過數十年由個別而組合、到群體逐步擴展的歷程，到了五代中后期逐漸現出了綜合型人材的端倪。

但是亂世也是一個民族與命運大劫難決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優秀分子會受到比平時更多的磨難，甚至成為祭臺上的犧牲，民族精英被消耗、折磨、摧殘的例子不勝枚舉。

五代后唐時期，曾經擔任過軍隊中門使(類似現代軍隊中的總參謀長)、宰相和樞密使的郭崇韜就是其中一例。

郭崇韜原先是一名小吏，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層，對官場利弊，世態炎涼和人間冷暖有著切膚的感受，所以這些人往往遇事機警，從容干練，極具辦實事的能力。

郭崇韜是代州雁門(今山西雁門)人，出身寒門，史書上對他年輕時事跡的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生平不詳，只知道其父名宏正。

郭崇韜原先是昭義節度使李克修手下的一名小吏，“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干見稱。”受到李克修信任，李克修對他不斷提拔，讓他參與軍中事務。李克修死后，他被李克修的堂兄晉王李克用收用，任教練使，此后就一直是李克用的近臣。

五代后梁、后唐等朝，是中國歷史上軍閥掌權，占主控地位的特殊時期。

盡管在軍閥政治的大環境下，文臣參與議政、決策的活動空間被大大擠壓;但是一些在文書運行、財賦管理、刑事鞫斷等事務中，仍然需要發揮文職人員的作用。

因此具備專業業務才能的文吏型人物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他們事實上成為當時官僚行政的主要行使者。

？朝和五代之交，文人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專攻禮樂文章、詩詞歌賦的“儒生”、“文士”;另一類是起于基層的“事無巨細，皆得專之”的文吏型人物;甚少有兼具兩類才華的人物。

“儒生”、“文士”專攻禮樂文章、詩詞歌賦，他們在亂世中所從事的事業往往與生存狀態嚴重脫離，面對紛亂的現實無所適從，顯得孤傲而又脆弱，悲涼但又無奈。

李白在《嘲魯儒》中說：“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所謂“經濟策”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不是一會事，在古代專指安國定邦，經世濟民的才能。李白嘲弄的？儒，是一種只會尋章摘句的腐儒，這些人的特點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不知道國家形勢的大局，何談安國定邦，經世濟民？

不過李白自己也未必有治國安邦之才，李白在詩詞歌賦方面絕對是位天才，但在辦實事的能力上還是不能令人滿意。唐明皇一度對他青睞，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名文學侍從，幸臣而已。他自己感覺好的很，自比諸葛、謝安，真以為自己是塊能當公卿宰相的材料，羽扇綸巾，從容應對天下大事。卻一直得不到重用，心中憤憤不平。晚年投靠永王李磷，想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不料稀里糊涂地陷入“謀逆”大案，差點為此掉了腦袋。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白的《嘲魯儒》除了嘲弄一些只會尋章摘句的腐儒外，何嘗不是一種自嘲？

文吏型人物起于基層，這些人年輕時長期在底層生活，飽嘗凄風苦雨，痛感人世艱辛，對官場利弊，世態炎涼和人間冷暖有著切膚的感受，所以這些人往往鎮重勤勉，遇事機警，應對從容，做事干練。

秦漢時期，李斯、韓信、蕭何和曹參等人都出身于小吏，后來都成就了一番事業。

五代時期，也有不少這樣的人物，如敬翔、李振、謝瞳和史敬镕等。

郭崇韜也是其中比較杰出的一個，他極具辦行政實事的能力，無論對軍事形勢和？治形勢的判斷，都十分敏銳。所以郭崇韜后來能夠“出將入相”，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