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馬嘉里案發生后不久，英國要求派出謝罪使臣。馬嘉里案目前在史學界已經有很多的考證，大約的結論是云南地方官好大喜功，圍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英國探路隊。對于這樣一個是非曲直明確的郭嵩燾被任命為“謝罪”使臣，兼任常駐英法公使，自然也就不能為人所解。他的親朋好友為他算命，認為此舉“大兇”，而且“有辱名節”。他的摯友晚清名儒王湘綺為此也說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家鄉的憤怒的學子揚言要砸了“漢奸”郭嵩燾的老家， 最終找到和他關系密切的一個和尚， 并一把火燒了和尚廟以泄公憤。在一片懷疑和咒罵聲中，只有李鴻章為他撐腰，說：“當世知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為最。”

的確，“ 謝罪” 并不是光彩的使命。但是， 晚清的大多數官僚士子， 還沒有意識到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出國考察和常駐國外使節的制度， 是中國合理地順應全球歷史潮流的必由之路。在天下觀念的熏陶下，國人躺在文化優越感的虛幻夢境中，不能自拔。他們對于觸動這個敏感神經的所有行動都表示出強烈的反感，同時又拿不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晚清的悲劇也正在于此。郭嵩燾勇于出使，標志著他內心的覺醒和勇于任事的品格。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他的人格力量超越了他的行為的實際影響。

人們對晚清對外關系觀察的視角， 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權力和利益的層次。事實上，中西制度之差別，曾經導致中國傳統外交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巨大危機。國內祭孔和祭祀祖先的禮儀，以及朝貢體制之下的三拜九叩之禮儀，均是中西交流的障礙。禮儀是中國傳統社會立人、立國之本，也是國人最后的心理防線。此防線一破，傳統體制可謂土崩瓦解。

起源于天主教在華傳教問題的中國禮儀之爭，因其持續時間之長(從1643年直到19 3 9 年)，影響之大，超過了天主教傳教史上的“ 印度禮儀之爭”、“非洲禮儀之爭”和“神道禮儀之爭”。

事情的緣由， 是因為受葡萄牙控制的耶穌會與受西班牙控制的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會士，在如何對待中國祭祀(孔子和祖先)的問題上發生了爭論。前者主張用寬容的手法對待中國教徒的祭祀行為。比如利瑪竇即穿儒袍，行儒禮。而后者則認為中國教徒一旦信教，就不能祭祀孔子和祖先，他們認為中國的這種祭祀是異教行為。

多明我會首先發難， 控告耶穌會1 7 條罪狀。雙方為此打得不可開交，請羅馬教廷裁決。鑒于此種爭論背后暗含的傳教控制權之爭，羅馬教廷一開始不置可否，但不久就多次發布或禁止中國信徒祭祀孔子和祖先、或準許之的兩面派訓令。

1 7 2 0 年教皇派特使來華， 企圖說服康熙同意接受教皇禁令， 繼續允許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康熙認為教皇禁令“ 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并指出教皇的禁令“只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皇可禁止”，干脆禁止了西方傳教士的傳教行為。

二十多年后，教皇再次頒布禁令，清廷則針鋒相對，嚴禁傳教。直到《南京條約》后才開禁，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才取得內地傳教許可。教廷方面，直到1939年，羅馬教廷才撤銷18世紀的禁令。

傳教的禮儀之爭持續了300年時間，而國家層面的禮儀之爭則更凸顯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態勢。為打開中國大門，英國于1793年派馬噶爾尼勛爵造訪中國。乾隆以其為貢使，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該使團。馬噶爾尼為達到目的，屈從了中國的覲見皇帝的禮儀。雙方的最后記載有出入：英國人說他們只是免冠、鞠躬，曲一腿;但中國的記載是他們行了三跪九叩之大禮。行了禮并不意味著英國人的目的就達到了，乾隆以中國地大物博為由拒絕了通商的請求，饋贈了對方更多的禮物以示皇恩浩蕩。

1816年，剛剛結束拿破侖戰爭的英國，再次把目光對準了東方帝國，并派出阿美士德使團訪華。阿美士德是個性格極為孤傲的使臣，忍受了船上懸掛“貢使”旗號的安排，但對于理藩院尚書和世恭提出要使團行三跪九叩之禮的要求，他予以堅決的拒絕。中國接待官員以為可以用一些小的伎倆能夠促使其跪拜：首先是連夜從天津趕往北京，中途不休息，以此瓦解使團的士氣;其次，準備在圓明園覲見時將阿美士德生生按到地上跪拜。

怎奈阿美士德是個十足的頑固分子，正好跑累了，于是宣稱腿都抬不起來了。第二天早上，他拒絕去朝拜端坐龍床之上的嘉慶帝。嘉慶帝怒發沖冠，當天即發表譴責文書，宣布英使“竟系無福承受天朝恩賚”，著即返回，退回貢品！可能覺得有些過分了，嘉慶帝在48小時之內有些反悔，就派人送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球、大荷包和小荷包“賞給”英國國王;又派人趕到通州，賞收英國部分“貢品”，其中包括地圖4張、英國王妃像五張、山水人物畫95張。

備受羞辱的阿美士德一路上叫囂要和中國開戰，并在非洲海濱的一個小島上見到了正被關押的拿破侖。后者大笑曰：如果他是英國人，就不會理會中國的挑釁。只要給中國官員一些銀子，通商的目的就可以達到。并且反問英國人，如果英國覲見國王是吻屁股，那么他們是否要中國皇帝脫褲子呢？接著，拿破侖把他深邃的目光投向東方，說下了千古名句：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醒來，它將震驚世界！(此事見法國著名學者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中之記載)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打擊，清廷終于同意外國公使進駐北京。

開始時， 清廷以同治帝年幼未主政為由，百般拒絕外國公使覲見皇帝，直到1873年6 月， 1 8 歲的同治皇帝親政，英、法、美、俄、德五國公使發動了要求覲見之攻勢。經過一番交涉，清廷讓步，但仍然堅持在接見蒙古王公的紫光閣行禮，且按西方鞠躬禮執行。此為紫光閣時代。

中西外交禮儀之爭是中國人挽回面子的最后努力， 伴隨著帝國的崩潰，它逐漸進入了西化時代。

郭嵩燾是個理性的同時兼具批判精神的洋務思想家。在對外關系中，他主張“循理”外交。“循理二字，實為先生一生應世根本，不特對洋務然。”所謂“循理”，就是遵循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以“理、情、勢”三個基本原則加以處置。

在英國， 郭嵩燾從容地以英國人的禮節參見英國女王， 沒有讓英國人嗤笑中國士大夫的迂腐， 也沒有讓英國人報1 7 9 3 年馬噶爾尼和1 8 1 6 年阿美士德使團遭受中國侮辱的一箭之仇。他對屬員規定了五戒： 一戒吸食洋煙， 二戒嫖， 三戒賭， 四戒外出游蕩， 五戒口角喧嚷。郭嵩燾還以此五戒比喻作摩西十戒，認為是“中國出使西洋立教之祖”。這有力地樹立了中國外交官的形象。他在英國的三年間，被英人譽為“所見東方人中最有教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