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中幫會曾是主力軍？
作為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社會勢力，江湖會黨的存在對社會的穩定造成了重大威脅與隱患，因而一向是朝廷堅決打擊清除的對象。但是，即便在歷朝歷代高壓政策打擊下，江湖幫會仍能秘密滲透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之中，每至天災人禍、王朝衰亡之際，這些民間秘密組織便會乘時而起并成為起義的重要力量。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會的存在并非完全沒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貫以“忠義豪俠、急人之急”等傳統理念相號召，又以“仁義禮智、五倫八德”等信條作為基礎價值觀，因而在弱勢群體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會黨的巨大力量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具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如萍瀏醴起義時的“洪江會”即設有“內外八堂”(“內八堂”為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外八堂”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碼頭)，“外八堂”下還設有“紅旗”、“跑風”各職，分別掌管組織、偵候、通訊等職；二是定有嚴格的紀律約章，譬如四川哥老會(“袍哥”)即規定有十八條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長上、毆打親屬、調戲婦女等，一旦觸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釘”、“三刀六個眼”，“掛黑牌”等嚴厲懲處。
較之以往的幫會組織，清末會黨又有三個新特點，一是重要成員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過軍事訓練并具有一定的指揮作戰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會成員多有湘軍或其他軍隊的從軍背景；二是革命黨滲透到江湖會黨組織中，使其在“秘密社會”的性質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與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黨組織將各地會黨串聯起來，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聯盟，如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共進會即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三合會、哥老會、青紅幫等各大會黨聯合了起來，在革命黨人的組織引領下，會黨就不再是一群騷動不安的烏合之眾，而成為一支而極其兇險的組織力量。
盡管各級地方官員對會黨情況有所警覺，但總體而言，其重視程度遠遠不夠，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撫俞廉三曾將稱會黨分子“手無利器巨資，胸無遠謀大志”，但這種情況在革命黨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樣了。革命黨的舉義大多是通過會黨間接發動群眾，三者結合勢必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